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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德爾伯格陷阱」

2017-03-09

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準備其政府的對華政策時,應當警惕歷史為他布下的兩大陷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到的“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古希臘歷史學家警告如果一個現存大國(如美國)對一個崛起大國(如中國)過於擔心,那麼就可能引發災難性戰爭。但特朗普還必須顧慮“金德爾伯格陷阱”,也就是中國貌似太弱而不是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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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歇爾計劃的天才構想者,後執教於麻省理工學院的查爾斯·金德爾伯格認為,20世紀30年代的災難起源於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最大強權,但又未能發揮英國提供全球公共品的作用。其結果是全球體系崩潰,陷入蕭條、種族滅絕和世界大戰。今天,中國力量崛起,它會幫助提供全球公共品嗎?

在國內政治中,政府提供治安或清潔的環境等公共品,所有公民無一例外皆可受益。而在全球水平上,穩定的環境、穩定的金融或海上自由則由最強大國家領導的聯盟提供。

小國鮮有為這類全球公共品掏錢的動機,因為它們的微弱貢獻對它們能否受益沒什麼影響,對它們來說搭便車是合情合理的。但大國也可以看到效果並感受貢獻的好處,因此大國領導也屬合情合理。如果大國不這麼做,全球公共品就會不足。一戰後英國衰落到無力承擔這一責任,而孤立主義美國仍在搭便車,其後果便是災難。

一些觀察家擔心,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只會搭便車,不會為它沒有參與締造的國際秩序作貢獻。到現在為止情況好壞參半,中國獲益於聯合國體制,在安理會擁有否決權。中國如今是聯合國維和部隊第二大出資方,參與了與埃博拉和氣候變化相關的聯合國項目。

中國從WTO、世界銀行和IMF等多邊經濟機構也獲益良多。2015年中國發起成立亞投行,有些人視之為世界銀行的替代品,但新機構遵守國際規則,並與世界銀行展開合作。

另一方面,中國拒絕常設仲裁庭去年對其南海領土主張的判決,這也引發了棘手問題。但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所作所為並非是要推翻它從中獲益的自由世界秩序,而是要增加自己在其中的影響力。但如果被特朗普的政策壓制和孤立,中國會不會變成破壞性的搭便車者,將世界推入“金德爾伯格陷阱”呢?

同樣特朗普也要擔心更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中國貌似太強而不是太弱。這一陷阱並非不可避免,其後果也往往被誇大。例如,政治學家格雷厄姆·艾利森證明,在1500年以來16個守成大國面對崛起大國的案例中,有12個是結果爆發一場大戰。

但這些數字並不準確,因為不清楚所謂 “案例”的構成。例如19世紀中葉英國是絕對的世界強國,但它讓普魯士在歐洲大陸中心建立強大的新德國帝國。當然,英國半個世紀後確實與德國在1914年兵戎相見,這應該算一個案例還是兩個呢?

第一次世界大戰並不是守成的英國回應崛起的德國這麼簡單。除了德國的崛起,一戰的原因還包括德國對俄國坐大的恐懼、衰落的奧匈帝國對斯拉夫民族主義不斷壯大的恐懼,以及與古希臘全然不同的眾多其他因素。

至於當前的類比,今天的美中實力差距遠遠大於1914年德國與英國的差距。類比可以用作一般性預防,但用它們來表達歷史的必然卻十分危險。

就算經典的希臘案例,也並非像修昔底德所說的那樣直白。他聲稱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原因是雅典的強大及斯巴達由此產生的恐懼。但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唐納德·卡根證實,雅典的勢力實際上並沒有增加。在公元前431年戰爭爆發之前,力量均勢已經趨於穩定。但雅典的政策失誤讓斯巴達人認為值得冒險一戰。

那個世紀早期,雅典的壯大導致了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但之後的“30年停火協議”平熄了戰火。卡根認為,要開始第二次災難性戰爭,需要點燃一個罕見的火種,這個火種未被徹底澆滅,並且不斷受到不良政策的大力扇動。換句話說,戰爭不是來自與人無關的力量,而是來自困難情況下人們作出的愚蠢決定。

這就是今天特朗普面對中國時的危險所在。他必須警惕一個既扮弱也扮強的中國。要實現他的目標,他必須同時避開“金德爾伯格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但首先他必須避免危害人類歷史的誤判、誤解和輕率下結論。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The Kindleberger Trap(2017-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