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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美國大選 中美關係 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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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斯蒂芬·羅奇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

全球化面臨崩潰風險

2016-07-29

雖然理論上看似精妙,但全球化在實踐中遭遇挫折。這是英國“脫歐”和唐納德·特朗普在美國崛起的教訓。這也解釋了為何日漸惡毒的反華聲浪席捲全球。包括筆者在內的信奉自由貿易者都必須認真對待這種刺耳的反全球化呼聲。

事實上,全球化並沒有縝密的理論基礎。經濟學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理論就是大衛·李嘉圖在19世紀早期提出的分析框架:如果一個國家按照其比較優勢(資源稟賦和工人技術)進行生產,就能通過跨境貿易來獲益。自由貿易即全球化的萬靈藥,將令所有人都受益。

從長期來看這或許可以成立,但從短期來看卻面臨嚴峻的現實因素制約。英國脫離歐盟就是最新相關案例。

英國選民們反對區域一體化的幾個關鍵前提是:勞動力自由流動、開放的移民政策、布魯塞爾的超國家監管權力以及貨幣聯盟(這的確存在嚴重缺陷,例如缺乏在成員國之間進行財政轉移的機制)。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雖然不盡相同,但它們都以李嘉圖關於貿易自由化的原則為基礎,但全球政客對這一原則充耳不聞。

在美國,特朗普的崛起,以及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在黨內初選所贏得的政治支持,反映出很多和導致英國“脫歐”類似的情緒。從移民到貿易自由化,苦惱的中產階級面臨重重經濟壓力,而這與全球化的核心承諾相悖。

一如既往(尤其是在大選年),美國政客在面對這些嚴峻問題時總是責怪他人。特朗普針對中國和墨西哥,而桑德斯反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美國和太平洋沿岸11個國家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桑德斯的態度還令另一位民主黨競選人希拉里不得不採取類似姿態。

總之,全球化正在失去政治支持,這並不奇怪,因為今天的世界和李嘉圖所處的兩個世紀之前的世界完全不同。李嘉圖的觀點,例如英格蘭和葡萄牙在生產服裝和葡萄酒方面擁有各自比較優勢,在今天高度互聯、以知識為基礎的世界早已不適用。試圖用現代經濟學方法重新詮釋李嘉圖理論基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在其晚年也得出了類似結論,他認為中國這樣具有破壞力的人工成本更低的技術模仿者可能徹底顛覆比較優勢理論。

問題不僅是過時的理論。全球貿易最新趨勢也發出了值得警惕的信號。IMF的統計顯示,2009-2016年間全球貿易年均增速僅3%,是1980-2008年間6%年均增速的一半。這不僅是因為“大衰退”,也反映出異常疲弱的經濟復蘇。隨着全球貿易發展趨勢走低,全球化面臨的政治阻力只會更大。

當然,這不是全球化第一次遇到麻煩。全球化1.0版,即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期全球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大增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到大蕭條期間夭折。由於主要經濟體轉而關注國內問題,並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例如美國臭名昭著的19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從1929年到1932年全球貿易萎縮了約60%。

如果今天全球化遭遇類似命運,代價將高得多。與主要從事有形商品跨境交易的全球化1.0不同的是,全球化2.0的範圍更廣,包括出現越來越多的無形商品交易,例如曾經不可交易的服務。

同樣,全球化2.0的實現工具也比之前更為複雜。全球化1.0的連接有賴於船隻、鐵路和汽車。如今的運輸系統更加先進,尤其是得益於互聯網和全球供應鏈。互聯網還讓以知識為基礎的服務實現及時跨境傳播,例如軟件編程、工程和設計、醫療檢查以及會計、法律和諮詢服務。

兩輪全球化浪潮的最大不同在於技術吸收和破壞的速率。如今信息技術的普及速度快得驚人。5000萬美國家庭只用了5年時間就開始使用互聯網,而他們普及使用收音機則花了38年。

遺憾的是,經濟學家們未能理解全球化與生俱來的問題。在解決過時的理論問題之際,他們均忽視了如今愈演愈烈的工人階層的不滿。鑒於全球化2.0的發展廣度和速度,應有全新方法來化解這種破壞力。

不幸的是,旨在應對貿易造成的失業問題的社會安全網項目,和比較優勢理論一樣是過時的。例如,美國1962年推出“貿易調整援助”(TAA)項目。但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報告,自1974年以來只有200萬美國工人從這一項目獲益。

如今更多領域的工人開始面臨巨大壓力,因此設計更開明政策時應當將其考慮在內。全球化2.0飛速發展要求有更快的應對機制和更廣的政策覆蓋面,例如工人再培訓、搬家津貼、就業協助、年邁工人工資保險,以及有效期更長的失業福利。

以史為鑒,當知另一種可能,無論是英國“脫歐”還是美國的新孤立主義,都將帶來災難。我們這些捍衛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人士有責任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而方法是提供更加具體的方案來解決如今眾多工人所面臨的實際問題。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 。原文標題The Globalization Disconnect(2016-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