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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肖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政治學博士

中國推動能源轉型需符合自身實際能力

202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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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COP26)於10月31日召開,與會方圍繞《巴黎協定》實施細則遺留問題、全球氣候目標等氣候治理焦點問題展開對話。大會召開前,中國正式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提交了《中國落實國家自主貢獻成效和新目標新舉措》和《中國本世紀中葉長期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戰略》。中國的目標是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二氧化碳排放力爭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要實現上述目標,中國就需要在能源轉型上投入更多力量,而以中國目前的能源安全結構看,能源轉型代價巨大。

能源安全涉及能源、經濟增長和政治實力等諸多方面,狹義地講,它是指為了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確保以合理和穩定的價格獲得能源供應。但是,隨着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的發展,“能源安全”概念在國家發展、生存和環境三個維度上多重關聯、相互交叉,對政治領域的影響也顯著增加。在當前的國際政治環境下,能否順利協調好能源安全和能源轉型的關係,已成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

中國很早就開始關注氣候變化,並着手能源轉型。根據2021年10月27日發表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白皮書,由國家力量推動的能源轉型工程是從2011年開始的,即將單位GDP的碳排放下降幅度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綱要。但在中國能源轉型過程中,影響能源安全的要素不斷增多,並聚焦於以下結構性問題:

一是對外依存度高。在相對穩定的大國關係下,能源對外依存度高對能源安全的負面影響較小。反之,則會出現較大的能源安全問題。根據中國能源局統計,中國的石油、天然氣、核原料對外依存度在70%、43%、90%以上,並分佈在受大國關係影響密切的地區和國家,大國博弈的程度對中國能源安全有着直接影響。

二是存在結構性短缺且優化難度大。儘管中國積極響應《巴黎協定》,將煤炭消費比重從2010年的70%降到了2021年的56%,但在能源轉型中,中國農村付出了巨大成本。“煤改電”是中國農村地區實施能源轉型的一個重要政策,僅北京、河北、天津、河南農村地區,就涉及約2715萬戶農村居民。在“煤改電”之初,因電力基礎設置配套不足、電費高、觀念不到位等問題,給農村帶來了諸多困擾。而且,雖然經過中國電力企業的努力,中國非石化能源發電裝機規模已超過煤電,但短期內煤炭是中國發電主力的地位仍不會改變。除農村地區受影響外,“錯峰生產”也將增加中國企業的生產成本。

三是對外貿易呈現碳逆差。根據中國生態環境部公布的數據,2020年中國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降低了48.84%。為實現能源轉型,中國將逐步淘汰高碳出口產品,但這會使中國的外匯、財政和就業等受到負面影響。而且,發達國家似乎忽視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即便中國削減高碳產品在貿易結構中的佔比,但若沒有物美價廉的低碳產品來取代,這部分高碳產品依然會被其他國家承接。實際上,很多高碳產品生產都是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發達國家也是一些高碳產品最大的消費市場。發達國家徵收“碳邊境稅”美其名曰是“用經濟手段推動減排”,卻似乎有反覆薅發展中國家羊毛之嫌。

總之,中國為應對氣候變化推動能源轉型需符合自己的實際能力,更要保持適度的能源安全水平,對內要避免激進、運動式的能源轉型,對外則要結合自己的戰略利益參與國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