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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剛 清華大學國際戰略與安全中心研究員

公開信未能消除對中美關係的短期憂慮

2019-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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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華盛頓郵報》發表由5位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發起並獲95名美國專家、學者和前政府官員聯署的致特朗普總統公開信《把中國當作美國敵人效果將適得其反》。信件掛到社交媒體上後,參與聯署和表示支持的美國人在不斷增多。

公開信傳到中國國內,引起較大關注和較多討論。中國知識分子利用社交群落進行的私下議論對準了公開信的最後一句話:“華盛頓並沒有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存在着一個支持與中國全面為敵立場的共識”。不少人初讀感到興奮,認為公開信推翻了中國國內關於美國對華政策調整是“跨黨派、跨政府、跨領域共識”的判斷。但經過幾天沉澱,學界主流看法迅速冷卻,趨向兩面解讀。

在我看來,公開信是特朗普上台以來中美關係曲折轉變過程中的現象級事件,儘管它對中國一段時間來的內外行為批評有加,附議中國對美構成競爭挑戰,但主要還是對特朗普政府主導下的美國對華政策極端化趨勢提出質疑,呼籲美國處理與中國關係的方式回歸理性。這代表了,經過中美關係一連串折騰,美國知識階層的群體性反思已經開始,為當前中美關係的陰鬱和兇險氛圍注入了一抹亮色,對於中美兩國對對方的政策性認知均有糾偏意義。

對美方而言,決策者有機會意識到其處理對華關係的方式在國內受到不算弱勢的質疑。公開信緊隨的是特朗普政府對華、對外策略的微調。近來,特朗普處理對外關係趨於審慎:在對華經貿問題上認識到前一段對中方施壓和加征關稅過於粗暴,日益直接影響到美國企業和農業界利益,於是主動釋放重開談判信號並在華為問題上有所鬆動;在朝核問題上讓白宮極右翼勢力遠離朝美談判桌,並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在板門店實現第三次“特金會”;在伊朗核問題上儘管嚴格制裁,但對動用軍事手段總體隱忍,不願啟動戰端。美戰略學界的反思與政府內部的反思同步,有意為理性重歸決策主流創造動力。

對中方而言,公開信提醒研究分析人員重新關注美國國內政治和對華關係中的“鐘擺效應”。自2007年次貸危機起,美國國內的“政治鐘擺”開始從“中左”擺向“中右”,特朗普成為被歷史選中推動美國繼續右擺的那個人。隨着美國社會更加保守,對外戰略加速收縮,對外戰略競爭意識重新抬頭,中國成為被美國選中的頭號“戰略競爭者”和轉移國內矛盾的標靶,兩國矛盾以經貿、科技為先導全領域擴散,長期以來在中美關係運行規律中也有體現的“鐘擺效應”迅速擺向惡化端。美國是否決定與中國為敵,中美“新冷戰”是否不可避免,兩國是否必然“脫鉤”,成為中國戰略學界熱議的焦點。4月底、5月初中美經貿磋商發生重大波折後,中方的憤怒情緒集中爆發,官媒譴責美國霸凌主義、批判投降主義的調門急劇升溫,主張理性、全面看待中美關係的人幾近失聲。公開信在此時出現不僅說明阻止中美關係“鐘擺”擺向更極端方向並促其朝合作面、理性面回擺的力量並沒有完全失效,也鼓勵雙方支持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人繼續為挽救它做出努力。

應該說,公開信出現的時機是經過拿捏的。5月下旬,特朗普正式宣布謀求連任,民主黨舉行黨內初選辯論,2020年美國大選拉開帷幕。6月中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日本大阪會晤,達成關稅休戰、重啟經貿磋商的共識,此前中國領導人為促成特朗普與金正恩的板門店會晤發揮了牽線作用。公開信擇此時發表,對內可緊跟大選節拍,為即將掀起的政治辯論預設辯題,為可能發生的政治轉換預置有利地位;對外推動建制派理念(保持對華接觸,修補與美盟友關係,重新重視多邊主義和全球合作)重新注入美國外交政策,延緩中方對美國重新做判斷並出台系統性強硬反應的節奏。

然而,公開信不大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特朗普政府的行為方式,更不足以改變中方對“美對華政策正發生根本性轉折”的判斷。

首先,公開信在美國精英階層不具充分代表性。公開信發起者和聯署人多為民主黨背景的自由派學者和前官員,他們目前所屬的智庫和大學也均為自由主義精英聚焦之處,且年長者居多、年輕人很少。出於政治背景或事業考慮,未聯署公開信的既包括所有共和黨背景的智庫人員和前官員,也包括民主黨背景的第四代“中國通”或前高官。

其次,公開信對特朗普政府的影響力有限。特朗普上台後,狠批以往歷任總統對華政策“失敗”,搞“小圈子”決策,拒絕接受智庫影響。而大多數聯署者出於對特朗普的反感和政策的不認同,在特朗普上台後主動或被動地與決策圈疏離,影響力邊緣化。近來特朗普政府與中國打交道的手段趨於緩和,顯示爭取達成貿易協議的跡象,屬於面對中國的鬥爭態勢和貿易戰對美自身損害日益表面化的“撞南牆回頭”式的自發調整,與美國智庫界推動沒有直接關聯。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公開信沒有否定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調整的根本方向。公開信逐條批評中國的內外行為方式,承認中國內外政策的轉變對世界構成“嚴重挑戰”,認可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贊同美國須以強硬、堅定、有效的方式回應中國崛起。從此意義上講,公開信反對的是特朗普處理對華關係的方式而非抑制中國崛起的目標,推動的是“巧競爭”而非“魯莽競爭”,表明美國國內目前在對華政策上的分歧主要是策略手段之爭。

公開信儘管強調“華盛頓並不存在一個支持與中國全面為敵的共識”,但未否認美國國內各界已就“中國對美構成競爭挑戰,美國應以更加強硬和有效的方式應對”達成共識,甚至還在強化這個“共識”。所以,公開信未必能消除中方對中美關係的短期憂慮,儘管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公開信發表次日即表示,“我們對中美關係抱有信心”,相信“客觀、理性、包容的聲音終將戰勝那些偏執、狂熱、零和的主張”。

隨着美國國內政治進入大選周期,中美關係在今後一個階段恐將面臨更複雜的態勢,選舉政治、經貿摩擦、南海軍事較量、台灣和香港問題、網絡“暗戰”、新疆和人權問題等多重隱患勾連存在,意外事件隨時可能發生。中國要以更多戰略耐心應對美國正在發生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是對外政策方面的,也包括美國國內的。這裡需要提升三方面意識:

其一,“戰略競爭對手”和“戰略敵手”不是一個概念。“競爭對手”是中性詞,有良惡之分,中美兩個大國不可避免地存在競爭並在戰略上相互防範,關鍵是走向哪種競爭。“敵手”狀態是惡性競爭的後果,必然是實質“脫鉤”,滑向冷戰甚至熱戰。對兩種概念的有意無意混淆在美中兩國內部都很嚴重,美國是執行層敵化與中國關係的實際行動超出決策層界定,中國是總有把美國當假想敵和首要安全威脅的強烈本能。這種政策定位同實際操作和主觀意識之間的“扭曲”,影響着兩國相互的行為和話語方式,不斷破壞着互信基礎。公開信反對的正是把對手當敵手,用錯誤的戰略預置導致錯誤的戰略惡果。

其二,面對美國對華戰略共識的形成,中國不調整是不行的,一成不變、靜止不動會更加被動。但調整不應一蹴而就,更不應一哄而上,還是要吸取特朗普政府放任各部門和“暗深”勢力在“競爭”旗號下各行其是出台局部偏激政策嚴重破壞中美整體合作氛圍最終使自己騎虎難下的教訓,一要充分論證,找准新時期對美交往的最高利益所在,找出美方內部“共識”的限度所在,二要加強統籌,各部門在中央大政方針下合理謀劃、專業操作、協調行動、形成聚力。並且要在積極適應新形勢的同時注意保持對美政策的延續性,避免斷裂式調整。

需要承認,中美關係正在發生的變化既是兩國國力對比快速縮小、國民心態生變使然,也是過去數年雙方行為方式和話語習慣的改變共同塑造的,國內政治因素對兩國各自對對方政策的影響是空前直接和強烈的。目前中美關係面臨的真正挑戰是,競爭固然不可避免,形成良性競爭格局仍然可期,但牽制良性格局生成的負面因素和潛在摩擦衝突點太多,很難管控。中美雙方需要共同努力,抑制、管理國內政治因素對對外政策的驅動。在此方面,如果說在短期內做特朗普政府工作不大可能取得明顯成效,那麼從長計議繼續廣泛接觸建制派人士,共促中美關係的運轉回歸常識、回歸專業、回歸常態,阻止最壞情況發生,則是必要的。

公開信很有可能在美國國內激起新一輪對華政策辯論。中國戰略學界有必要以此為契機,發出聲音,施加影響,不能只埋在材料堆里想,躲在自己圈裡辯,也要敢於走出去同美方辯,用思想碰撞的火花點亮探知未來關係形態的通路。

感謝美國學者和前官員聯署公開信的行為及時提醒了中國同行,在討論美國對華政策轉變和推動醞釀對美政策調整時,需要堅持用更全面的視角看待對方,以更理性的態度思考問題。這種全面和理性是處理下階段兩國關係必須具備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