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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雲 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

冷戰後美國知識精英對華認知變遷與中美關係未來

2019-07-05

隨着中美爆發貿易戰、在高科技領域競爭,到所謂“文明衝突論”再次抬頭,加上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中國和俄羅斯列為“戰略競爭對手”,不少專家認為,美國已經達成全面遏制中國的國內共識,新冷戰即將或已經爆發。筆者認為,特朗普當選總統僅兩年多,以此判斷美國大戰略已經“質變”至少在知識上不夠嚴謹。只有拉長歷史維度,才能讓我們避免下以偏概全的短視結論。正確、全面、系統地了解美國知識精英對中國的認知極其重要。

第一期: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崛起和中國威脅討論的開始

冷戰結束前,中國幾乎沒有成為美國戰略界的首要關注對象。冷戰結束和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的20世紀90年代初,有關中國威脅的討論初露端倪,但隱藏在這些討論背後的基本邏輯幾乎涵蓋之後30年美國知識界對華認知的基本面。《紐約時報》原駐北京分社社長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認為中國軍事能力低,不具備挑戰美國和國際權力平衡的能力,體現了現實主義樂觀派的邏輯。同時他還認為中國沒有當年德國、日本的軍國主義擴張傾向,這是自由主義樂觀派的邏輯。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薩繆爾·亨廷頓的論述則構成之後“中國威脅論”的主要邏輯支柱。第一,他認為從19世紀開始,所有的大國都走過一條“國強必霸”道路,中國無疑也會如此,這是現實主義悲觀派邏輯。第二,他認為非民主國家的中國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上與美國根本不同,存在着本質對立,這體現了自由主義悲觀派的邏輯。

第二期: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至21世紀初——中國崛起和中國威脅討論的升溫

1995-1996年,中美因為“台海危機”而關係緊張,中國崛起是否對美國構成威脅的討論首次有了現實的意味。現實主義悲觀派們將中國為阻止“台獨勢力”在台灣海峽的軍事演習看成是中國尋求地區霸權及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強硬行動。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在其《大國政治的悲劇》中預測,只要中國力量增長,中國就會控制周邊。自由主義悲觀論者則認為,中國軍事威脅的根源在於非民主國家試圖對內操縱民族主義來保證政權穩定,而這會導致衝突。新保守主義勢力的重要人物保羅·沃爾福威茨就是這一派的代表。

持現實主義樂觀觀點的羅伯特·羅斯認為沒有所謂的中國威脅,這並不是因為中國是一個良性的大國,而是因為中國太弱,以至於不可能挑戰力量平衡。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也認為,中國軍事力量給美國帶來挑戰,但是不可能趕上美國。自由主義樂觀派則認為,中國正在努力融入國際貿易機制,而非另起爐灶。

第三期:“911”事件到金融危機——樂觀派佔主流

2001年“911”恐怖襲擊後,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關注被全球反恐戰爭所取代,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也讓美國政府、學界和智庫的關注重點轉向了中東和中亞地區。2001-2005年,美國知識界對中國崛起的討論主流是樂觀派,但政策圈對中國的關注並不足。這一時期有關中國的討論呈現出更多的現實主義樂觀與自由主義樂觀傾向。經濟上中國加入了WTO,外交上中國在朝鮮問題上的積極姿態被當作積極融入世界的信號。布殊政府將中國政策定位為讓中國成為一個“負責的利益攸關方”。

第四期:金融危機後(2008-2015)

2007年美國次貸款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不景氣日益嚴重,而中國在經濟危機中仍然保持高增長的勢頭,美國知識界對中國崛起和“權力轉移”討論的現實意味空前加強。自由主義悲觀論有了新的發展,對所謂“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的討論讓西方知識界一些人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意味着威權主義國家的勝利和自由體制的失敗。與此相對照的是自由主義樂觀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約翰•伊肯伯里和著名媒體人法里德·扎卡利亞。他們的主要觀點是中國面對的國際秩序與以往的崛起大國有根本不同,中國面對的不僅僅是美國,而是以西方為中心的體系,該體系具有包容崛起大國的巨大能力。

第五期:“美國第一”的特朗普時代(2016-)——對華認知對抗性增強與美國大戰略反思並存

2016年可能是美國知識精英對華認知轉向負面的一個分水嶺。中國積極推進“一帶一路”等構想,加上東海和南海中美競爭明顯化後,美國知識界當中的對華悲觀論明顯抬頭。現實主義悲觀派認為,中國的迅速崛起及其在對外關係上的“咄咄逼人”對戰後國際秩序構成決定性威脅。自由主義悲觀主義者則認為,中國的經濟成功會讓中國更有信心和能力在國際上特別是向發展中國家推銷“中國模式”,從而使美國努力擴展自由國際秩序的長期努力化為泡影。

儘管我們看到上述悲觀論抬頭,我們也不應該認為美國內部達成了遏制中國的共識,一些知識精英已經在反思美國大戰略的問題。特朗普執政後的一些做法讓他們思考冷戰後美國的大戰略究竟有沒有問題。扎卡利亞認為,美國大戰略的問題不是說自由國際秩序本身錯了,而是冷戰後美國發展的一套帝國主義思維體系導致了自損的結果。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則提出,當前全球治理需要主要國家合作提供公共產品,因此建議去掉自由國際秩序的“自由”,以便更容易實現國際合作。

從上述回顧可以看出,美國知識界對國際秩序和對華認知的變遷始終存在着樂觀論和悲觀論,潮漲潮落交替出現。從政策上說也同樣有接觸和對抗相互交織的歷史,但最終都沒有出現全面遏制和新冷戰對華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