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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聯濤 香港大學亞洲國際經濟研究院傑出研究員
  • 肖耿 香港國際金融學會會長

評判中國治理的正確方式

2018-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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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兩會”(國家立法機構與最高政治協商機構年度會議)召開之後,所有西方觀察人士似乎都在討論國家主席兩個任期限制的取消。國際媒體堅持認為,習近平正在鞏固權力,甚至可能在為毛澤東式的個人崇拜打基礎。但這種解讀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西方主要觀點認為,習近平權力日增代表一種危險的趨式。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對民主在美國和整個歐洲面臨日益嚴重挑戰的擔憂。但透過西方鏡頭看中國的政治發展意義不大,特別是在世界從單極轉向多極體系的時代。

相反,中國近來發生的變化應當被視為更廣泛進程的組成部分,在這一進程中,為應對複雜的、關係著全球的挑戰,如顛覆性技術、地緣政治對抗、氣候變化和人口結構變化,出現了相互競爭的治理體系。簡言之,各國都試圖找到自己的治理立足點。

在一個飛速變化的世界上,治理體系必須有助於在極端不確定情況下進行快速決策,同時堅持問責。這是我們評估中國政治發展應有的標準,而它並不是西方所期待的治理體系應有的樣子。

事實上,西方式治理不再像其倡導者長期以來宣稱的是黃金標準。西方民主國家正面臨嚴重的內部威脅,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義勢力所奉行的危險政策,如貿易保護主義。這些威脅的增加主要反映了西方治理體系在處理收入不平等、政治兩極分化、債務增加和基礎設施失效等問題上的失敗。

這種失敗是西方民主國家盛行短期主義的表現。短暫的選舉周期(從大約六個月到四年)往往迫使政治家專註於周期性問題,而不是阻礙生產力長期提高和收入增加的結構性問題。(同樣,西方公司喜歡按照季度業績開展業務,因此有可能忽視長期的風險和機會。)

相比之下,中國領導人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時往往要考慮到今後幾十年。這對有效應對腐敗、環境污染和不平等等結構性問題至關重要,這些問題是超過兩代人的快速增長和發展所帶來的。

目前中國管理部門正在從其內部着手開始解決這些問題,以創建一個更加公平同時具有創新性和適應性的社會。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在人口老化開始更多地消耗經濟增長之前,避開聲名狼藉的“中等收入陷阱”。

更寬泛地說,中國領導人為國家經濟和治理現代化設立了一個30年目標,這一長期目標所表達的願景很少有國家闡明清楚,更不用提去執行了。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為習近平和他的副主席王岐山掃清了進一步實現這一願景的道路,加大了中國領導層成功的機會。

習和王是老練的政治家,有從地方到全球層面處理危機和應對複雜體制與社會挑戰的豐富經驗。他們都對歷史有深刻了解,並具備對抗頑固既得利益所必需的領袖氣質和意願。他們繼續擔當領導,其價值是無法估量的。

但這並不意味着問責制被丟掉。相反,全國人大已經批准對中國的治理結構進行重大改革,設立了新的國家監察委員會監督所有中國官員的腐敗行為,無論其在中共內部的地位和派別如何。

國務院也在調整,部委和機構被整合精簡,為的是讓改革管理的方式更加協調和高效。例如,把農業和農村事務合并到一個部,所有環境相關事務也是如此。

同樣,為減少金融領域風險(包括槓桿過高和影子銀行),對銀行業和保險業的監管統一歸屬到新成立的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這種大規模的機構改革將使中國的治理架構在功能上與歐美同行類似。

與習和王一樣,這些機構的官員都是敬業、能幹、經驗豐富的改革者。 協助李克強總理的將是有哈佛教育背景的副總理劉鶴,他從事長期發展規則工作30多年,對市場力量如何幫助資源的有效分配有深刻理解。負責金融改革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是受過美國教育的經濟學者,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郭樹清是受過牛津大學培訓的經濟學者,並具有省級領導、中央銀行業務和證券監管經驗。

兩千年前的中國哲學家韓非認為,有效的治理需要三樣東西:法、術、勢。改變法規和打磨治理工具是重要的,但沒有政治領導人堅持不懈的努力,這些皆無意義。中國體制的存活是因為其領導人願意以一種直接和一以貫之的態度應對市場失靈和行政缺陷。在推進問責制方面所做出的最新努力——這對鞏固合法性至關重要——將使這一體制變得更為強大。

中國與美國、歐洲一樣,都是大而不倒。因此它有責任建立一個可以為其經濟社會帶來結構性變化的治理體系,同時確保有效問責。應該檢驗的是這一體系能否適應長期挑戰,並有助於國家和全球福祉,而不是它是否符合西方的標準。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The Right Way to Judge Chinese Governance”(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