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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歐盟選舉對中國的影響

2024-06-24

除了單純的選舉結果,202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值得更深入的分析。探索此次選舉的細節和動態,有助於深入了解國家問題和地緣政治因素如何影響歐洲及其他地區。

今年的選舉延續了歷史趨勢,繼續成為人們表達對現政府不滿或各國政府將自身失誤歸咎於歐洲的平台。國家問題成為歐盟成員國辯論的中心議題。

中右翼勢力不斷壯大(歐洲人民黨);左翼勢力不斷減弱(社民黨、綠黨);極右翼政黨的地位不斷鞏固,有可能成為歐洲議會的第二大力量。這些趨勢都反映了歐洲本土的政治形勢。雖然老牌政黨確保了形勢的穩定,但極端分子影響力不斷上升,可能對歐盟的內部團結形成考驗。

一直以來支持主流政黨(歐洲人民黨和社民黨)的中間派復興黨不斷走下坡路,表明重大決策存在不確定性。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移民政策和“綠色協議”上。目前,這些政策受到公民、企業、農業和發起這些舉措的政治派別的密切關注,說明這些政策不可避免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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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議長羅伯塔-梅索拉在布魯塞爾歐洲議會選舉之夜。

最令人擔憂的,或許是法國和德國執政黨的失敗引發的衝擊波,它威脅着過去70年來歐盟內部共識的基礎。

勒龐領導的極右翼國民聯盟獲勝,促使馬克龍宣布提前舉行選舉。儘管法國總統職位在2027年才會發生變化,但重大調整可能出現,甚至可能出現共治。這樣的法國政府會促使歐盟走上保護主義、批評伊斯蘭教,並且影響到環境議程或對烏克蘭提供的支持嗎?

歐洲議會的720個席位中,德國擁有96個。德國執政聯盟潰敗後,極右翼的德國選擇黨成為第二大黨,位居獲得輝煌勝利的基民盟之後。德國總理朔爾茨的“時代轉折”如何應對這一恥辱(有史以來最糟糕的選舉結果),尚有待觀察。

西班牙同樣生動地體現了這些變化。人民黨獲勝,復興黨消失了。這場兩極分化的競選仍深陷涉及首相夫人的腐敗醜聞——歐洲檢察官正在調查此事,但與歐盟未來的政策無關。與此同時,工人社會黨利用人們對極端主義崛起的恐懼,搬出陳舊的反法西斯論調。值得注意的是,在七個歐盟國家和西班牙的地區及市鎮,極右翼政黨獲得的支持或執政並未造成重大混亂,除了發表一貫的反移民言論(極左翼政黨通常也呼應這種言論)。

和其他歐洲領導人一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是在極左政黨的支持下執政,這讓該國公民質疑,為什麼主流媒體會認為這樣的聯盟比其意識形態對手組成的聯盟更好?例如,2022年10月,意大利總理梅洛尼靠強硬言論和民粹主義政綱當選,此後,她的務實治理獲得歐洲領導人近乎一致的認可。她的勝選證明了她的執政效果,雖然抵達意大利的移民人數並沒有減少。此外,羅馬一直在歐盟內部塑造着自己的形象,尤其是前總理德拉吉和萊塔為此貢獻良多。

匈牙利讓我們清楚地知道,民族主義言論和歐洲制度現實之間存在着巨大差距。儘管政府宣傳,非自由主義的匈牙利仍繼續獲得大量歐盟資金,來推動自由主義的基礎設施項目,否則這些項目只能是一場幻想。歐爾班會讓匈牙利脫離歐盟嗎?青民盟的競選口號“佔領布魯塞爾!不要移民,不要性別,不要戰爭!”具有強烈的民族民粹色彩,但它獲得的有形經濟利益表明現實情況並非如此。

這些例子表明,歐洲懷疑主義和反歐洲主義出現轉變。它們起初質疑整個歐洲計劃,現在轉而挑剔其細節,而這些細節常常被用來獲取國內的政治優勢。深入研究後發現,法國和德國領導人的弱點、意大利傑出人物發揮的創新作用以及小國對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的持續不滿,共同為歐盟領導層可能的變化提供了豐富的條件。

事實上,這些選舉的影響往往被外界誇大。雖然歐洲議會決定着歐盟委員會主席的提名——需要獲得720票中的361票——但推選過程是由國家領導人預先定下,他們的立場在選舉前後不會有變(除了辭職的比利時首相)。議會在選擇各委員方面缺乏自主權,這一權力掌握在國家領導人手裡。例如,在西班牙,儘管人民黨獲勝,但其工人社會黨總理在選擇歐盟委員會委員時卻無需同該黨協商。

此外,儘管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共享立法權,但歐洲議會不能發起立法——這是歐盟委員會的特權。歐洲議會議員在培養歐洲認同感和代表公民利益方面至關重要,但他們往往堅持國家黨派的路線,所以製造出強烈的噪音,實際影響力有限。對於那些引起全球關注但在歐洲缺乏實際影響的非約束性決議而言,情況更是如此。簡而言之,歐盟政治的軌跡並非由歐洲議會決定。

不可否認的是,2024年和2025年對歐洲影響最大的政治事件將發生在歐洲大陸之外,主要是美國大選和中歐關係的發展。俄烏戰爭距離歐洲更近,仍然是最關鍵的安全問題。地緣政治中,區分政治事件和範式轉變至關重要,歐洲議會選舉屬於前者,美國大選屬於後者。然而,了解誰將執掌歐盟,對於預測未來的事態演變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無論是歐洲議會還是歐盟,都沒有足夠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來有效地應對這些全球挑戰。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宮,而且對歐盟的敵意不斷加深;針對歐盟的去風險化和經濟安全戰略,中國市場走向封閉並實施了報復措施,而歐洲目前仍嚴重依賴中國市場。此外,俄羅斯的強硬態度有可能升級(最近發生在格魯吉亞的事件就是證明)。這些都是歐洲需要應對的錯綜複雜的問題。

此外,歐盟高層職位的分配可能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現任歐盟領導人馮德萊恩、米歇爾和博雷利之間的權力鬥爭已經對歐盟治理產生了明顯影響。他們之間的分歧,特別是在歐盟對華政策方面的分歧,導致內部協調不足、信息相互矛盾、政策方向減弱以及歐洲的全球影響力減弱。由於歐盟委員會在該領域的影響力強於歐洲議會,即將到來的職位提名將決定美國和中國在歐洲未來的角色。

為此,歐盟必須重組各機構的決策流程,以便在迅速演變的地緣政治環境中更快地取得成果。引入專業的任務協調部門,可以加快重要項目和改革的進程,克服政策僵局,推動歐洲進步所必需的變革。正如德拉吉和萊塔所強調的那樣,實現歐洲的戰略自主,確保其成為真正的地緣政治參與者,取決於歐洲能否形成獨立於北約的共同防禦體系和加強工業競爭力。這也包括打造永久性金融工具。

這些緊迫問題凸顯了馮德萊恩的重大疏忽,尤其是在歐盟對華政策上,外界認為她受到華盛頓的過度影響。此外,她對歐盟與突尼斯和埃及達成移民協議所採取的個人立場,對疫苗談判過程中不法行為的調查,以及她對以色列在加沙針對平民的軍事行動的支持,都讓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主要經濟體被邊緣化。這些失誤讓人們有理由去尋找一位更能代表歐盟國家和機構多樣化的候選人。

政治操縱和幕後交易(讓外界聯想起馮德萊恩本人的當選過程)也許會影響這次人事調整。歐洲議會選舉和新的權力分配有可能是此類安排的由頭,並影響2029年以前歐盟領導層的走向。

總而言之,如果歐洲真的渴望成為“第三超級大國”,那麼現在就是採取果斷行動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