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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肖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

烏克蘭戰爭與國際秩序觀的重構

2022-06-08

烏克蘭戰爭是冷戰結束以來歐洲規模最大的戰爭。作為戰爭發起方,俄羅斯的戰爭動機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

一是美國對俄政策存在失誤,既放縱俄羅斯的軍事冒險主義,又無視俄方訴求和俄羅斯高度集中的決策機制在國際危機中的時間優勢。

二是俄羅斯沒有擺脫傳統政治文化對國家現代化進程的負面影響。1917年前歐洲化的俄羅斯精英與他們的西方同行相當接近,今天的俄羅斯政治缺乏明確的文明身份,也沒有遵循現代政治的替代方案,其所遵循的新保守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傳統政治文化——東正教“民族主義”和蘇聯模式遺產,具有強烈的地位、復仇、榮譽三位一體色彩。

三是“東西方之間國家”的訴求。冷戰結束後,東西方陣營的分化組合出現了一些處於“東西方間”的國家。烏克蘭、摩爾多瓦、格魯吉亞、白俄羅斯就是這樣的國家,其語言、宗教和歷史將它們與西方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但作為原蘇聯加盟共和國與俄羅斯也保持着聯繫。在“歐洲化”和“蘇聯情節”兩種選擇中,烏克蘭、摩爾多瓦和格魯吉亞國內社會分化非常嚴重,公眾選擇“歐洲化”的態度直接影響政府的決策。

上述三種因素實際上都能讓我們把目光聚焦在國際秩序觀上,即國家(尤其是決策者)基於國際政治環境和他國反應選擇自己的國際秩序觀,而不同的國際秩序觀對國家生成戰爭動機有直接的影響。

作為國際關係中的常見概念,“國際秩序”通常是指在特定國際體系中國家行為體之間互動而形成的結構性關係,它存在全球和地區兩個相互影響的層面。但是,國際秩序並不只有一種給定的範式。有研究者提出,國際秩序有四種類型:霸權型(秩序是有意而為的,且權力集中)、集中型(秩序是自發的,但權力集中)、協商型(秩序是有意而為的,但權力分散)、分散型(秩序是自發的,且權力分散)。儘管存在不同類型的國際秩序,但是縱觀1648年以來國際體系,我們可以發現,霸權型國際秩序始終對不同時期的國際體系產生着決定性影響,這在雅爾塔體系中表現得最為突出。蘭德公司在其名為《理解當前國際秩序》(2016年)報告中寫道,自1945年以來,美國通過以下方式追求其全球利益:創建並維護國際經濟制度、雙邊和地區安全機制、政治自由規範等,這些措施被統稱為國際秩序。可以說,國際秩序是由霸權國(或霸權國與其他強國合作)為了他們所認知的利益而建立和維護的。

儘管霸權型國際秩序會遭到很多國家反對,但是這種類型的秩序依然會存在於我們所處的國際體系中,北約的存在和擴張證明了這一點。因為在以國家中心主義主導的國際體系中,同一個霸權型國際秩序有良性和惡性之分,即在有的國家眼中是惡性霸權,而在其他國家眼中可能是良性霸權。諸如,俄羅斯竭力想讓烏克蘭確保其“蘇聯身份”,並極力阻止烏克蘭與北約和歐盟發展關係。在2014年之前,俄羅斯的努力是成功的。然而,自克里米亞危機之後,烏克蘭已經走上一條清晰的、前途充滿坎坷的歐洲化道路。對烏克蘭而言,俄羅斯主導的霸權型國際秩序是惡性的,而西方國家主導的霸權型國際秩序是良性的。同理,西方國家主導的霸權型國際秩序在俄羅斯眼中是惡性的,是維護美國及其北約盟友自身利益、損害俄羅斯利益的。

任何國際秩序首先服務於國家利益而非國際利益。在烏克蘭戰爭發生後,國際秩序處於劇烈地分化組合之中,這在歐洲表現得非常突出。歐洲地區秩序曾因北約擴張造成的分裂正在快速彌合,而俄羅斯將在相當長時期內被排斥在歐洲發展之外。當然,歐洲也會意識到,疏遠俄羅斯並不會讓國際秩序更加穩定。俄羅斯不會因烏克蘭戰爭而消失,但它需要走出舊權力模式,即不必要地使用武力懲罰“中間國家”的轉陣營行為。

總之,透過烏克蘭戰爭,我們可以在國際秩序觀上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國家在不得不面對惡性國際秩序時,不僅要善於與狼共舞,更要選擇符合世界現代化文明的發展道路,努力創造不戰而勝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