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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美國大選 中美關係 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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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良東 北京評論員,紅鳥傳媒創始人、總裁

解讀布林肯對華政策講話

2022-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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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布林肯5月26日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對華政策講話,全面闡述了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思路,着意營造美國對中美關係和國際事務發展深思熟慮、審慎而堅定的形象。

在特朗普以美國為中心毫不介意地撕裂了美國與盟友們的關係,肆無忌怛地對戰略對手們“硬剛”之後,拜登和布林肯接手的國際事務爛局可能是美國過去20年未曾出現過的。自前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單極世界霸權雖然受到過類似“911事件”的影響,但其整體上的強勢與領導者形象從未缺席也從未被真正挑戰過,直到特朗普自己起身離開。

拜登和布林肯們上任後,開始着手處理特朗普的外交遺產和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中心,而中國是要應對的諸多問題之中不能迴避的。所以拜登政府提出了“合作、競爭、對抗”的對華策略,並開始在這三個象限內開展工作,包括相對於特朗普更為積極的對華接觸。以克里為特別代表的氣候談判是被納入“合作”範疇中的,而在高科技、貿易等領域則體現出了強於“競爭”並更接近於“對抗”的行動。

中美阿拉斯加的會面,是布林肯作為國務卿與中國正式接觸的開始,但卻是中國忍受了多年美國外交霸權的延續,尤其是此前4年應對特朗普蠻橫的延續。所以當楊潔篪放下溫文爾雅的外交辭令後,隔桌相望的布林肯雖然不懂中文,但也能感受到來自於中國方面的憤怒。

這是前所未有的場面。中國提出的“平視”外交是基於中國的經濟規模。阿拉斯加之後兩國的外交姿態都在發生變化,中國希望進一步證明“平視”的現實,以及中國模式的成功,包括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慶典、東京奧運會上中國代表團的巨大成功、北京冬奧會的順利圓滿,都似乎在印證中國在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中應該擁有不容置疑的地位。美國方面則在國內外一堆事務中(被動)選擇了更為務實、隱忍但堅決的策略,放棄對孟晚舟的引渡是對早先錯誤策略的修正,也是迷惑性的示好,而狼狽地從阿富汗撤離無疑是美國自海灣戰爭之後最大的海外軍事戰略調整。

戰略的核心在於做出最符合需要的選擇。長期駐軍阿富汗並沒有讓美國取得對這個多山國家的控制,貧瘠的資源也讓美國無法收回駐軍成本,同時讓美國自縛手腳無法集中資源應對更為重要的假想敵。從不必要的戰場上離開,讓盟友們重新回到自己身邊,加快加強疫情的防控與疫苗接種,通過大幅增加流動性解決美國國內消費並帶動就業,與此同時不斷點刺與中國密切相關的台灣、南海、新疆、人權、貿易、高科技、奧運等議題,保持對中國的牽制……拜登政府的努力,在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的戰事後,取得了顯著的回報。

俄羅斯沒有取得速勝。美國同時發現:第一,俄羅斯並沒有想像中的強大;第二,輿論戰有利於團結北約盟友,拉攏潛在盟友,阻止中國對俄羅斯的援助;第三,通過軍事援助幫助烏克蘭拖住俄羅斯收效明顯,且避免了美國或者北約直接入場帶來的巨大成本及戰爭升級。

基辛格在達沃斯展示了美國最新的意圖:不論澤連斯基是否接受,美國當前唯一的戰略重心只有中國,所以美國希望烏克蘭割地息戰,以集中精力與中國競爭,因為:第一,俄羅斯在這次戰事後需要休養生息恢復國力,不必再多擔心;第二,持續的戰爭會進一步推高供應鏈、能源和糧食風險,進一步推高通脹,不符合美國及歐洲盟友的利益;第三,戰爭的延續如果失控升級,將促使俄中聯盟升級。簡言之,與中國競爭才是關鍵,烏克蘭拖累俄羅斯的意圖已實現,也就沒必要再戰了。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在疫情防控影響下,經濟發展受到重大影響並出現自改革開放以來首次GDP增速低於美國的情況。隨着拜登結束東亞之行和聯合東盟、印度等國搞新的經貿與供應鏈聯盟,美國已經為中國在周邊樹立了諸多麻煩,紮起了更多籬笆。而中國在疫情干擾下以內循環為主的模式,無疑也讓美國與這些國家通過基礎製造業、新供應鏈構建更為緊密的關係有了可趁之機。

這些就是在布林肯發表對華講話之前,美國已經開始享受的外交成果。布林肯聽似被動但更富有煽動性、更自信的講話,既是對拜登政府上台以來對華政策與行動的總結,也是在修葺辭藻後更成熟、更立體、更聰明、更具進攻性的行動綱領。

布林肯此番講話的高明之處在於迴避了衝突、強調了中美人民、強調了共同發展、強調了不尋求改變中國。在疫情肆虐兩年、俄烏戰事持續、物價飛升、經濟發展遲緩的情況下,這些話術更能取悅盟友與民眾。但語言上的修飾,並不能掩蓋本質上美國將中國定義為“革命性國家”後,尋求最大程度上遏制與改變的意圖。拜登在日本對軍事介入台海的表達,已無法也似乎不想再用“口誤”來做解釋,而是赤裸裸的極富進攻性的挑釁,甚至是直接將台灣判定為炮灰的表達,這與台灣數千萬同胞的選擇無關,這是美國的利益需要。

直白的明牌和透着自信的自得,恰恰也顯現出拜登和布林肯們尚停留在單極霸權、美國利益優先的狹隘之中,對變化中的世界發展趨勢以及與之相對應的中美關係缺乏更具格局的思考和遠見。美式精英在冷戰結束後的30年中,習慣了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模式,局部和短期戰略決策與執行中的堅決與效率帶來的優勢,並不能取代長期戰略方向上的偏失可能帶來的危害。思維的局限性帶來的戰略短視,必然會給世界和平與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首先,籬笆框架要真正落地,要讓中國周邊國家代替美國成為與中國競爭的直接對手,是拜登和布林肯無法在短時間內、甚至長期來看都極難實現的。布林肯新瓶裝舊酒的表述依然是美國利益至上的單邊邏輯,其希望構建對中國的包圍圈本身,就是布林肯竭力否認的冷戰對抗性思維的表現與升級。將中美競爭可能產生的衝突與對抗性風險,轉移至東亞、東南亞和南亞,既需要美國付出極高的政治與軍事成本,且需要消除諸方長期、切實的地緣政治焦慮。

布林肯對華政策講話,將一年多前提出的“合作、競爭、對抗”變為針對友邦國家的“投資”、“協同”,而留給中國的只有“競爭”。在描述這個策略的過程中,布林肯通過渲染中國威脅論來尋求共識基礎,而他背後的兩面星條旗卻暗示着,這一切都是基於美國的利益角度出發。

印太經濟框架暗含着地域性國家所需付出的代價,能否被接受或者以什麼方式、在什麼程度上被接受,都會被具體的衡量與評估。在符合本國短期與長期利益訴求時,與美國達成合作的基礎是相對容易的,反之則不然。而現實的情況是,東亞、東南亞和南亞諸國有着不同的經濟基礎與發展訴求,如何在美國主導的印太治理框架中尋求一致,本身的挑戰也是巨大的,而長期穩定的一致性則基本很難達成。

但美國外交戰略的一致性是以美國利益最大化為前提的。當俄羅斯轉向長期作戰準備時,美國給澤連斯基的建議就是犧牲烏克蘭的領土來結束戰爭。對與美國合作的國家來說,這是需要被納入風險評估之中的。從印太經濟框架到實質性達成協議,並發揮作用,美國需要實質投入與證明的東西還有很多。

美國國內政局的發展似乎並沒有給拜登留下充足的時間與空間。在疫情結束之後,美元超發、全球供應鏈問題、俄烏戰事加劇的糧食與能源問題,都體現在巨大的通脹壓力之中。拜登政府在中期選舉前所面臨的巨大挑戰,不僅限於通脹,還包括控槍、墮胎等重大議題帶來的社會撕裂。美國國內問題,伴隨着共和黨通過中期選舉向民主黨發起的挑戰,都將逐一被放大。與此同時,布林肯對華講話倒有可能被共和黨攻擊為沒有旗幟鮮明地與中國對抗。特朗普主義的重新抬頭,從另一個極端壓縮了拜登與布林肯看似精妙縝密的對華戰略的空間。國內事務的壓力迫使拜登政府更急於在遏制中國上有所作為,如果收穫有限,可能會引發拜登政府更具進攻性和破壞性的行動。

全球化正遭受巨大的挑戰與衝擊,疫情從物理層面上加劇了割裂,加深了地緣、民族、宗教、氣候、發展不平衡、貿易不平衡的衝突,催發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單邊主義。但從人類發展的角度來看,全球化在客觀上是任何政府、任何威權都無法阻止的必然。以對抗性的方式來應對因為深刻交流引發的分歧和矛盾,是帝國主義謀求統治地位的老路,只會引發衝突和暴力。

在人類發展不可逆的全球化過程中,認識到分歧與矛盾是正常的,但提供長遠化解分歧與矛盾的方案,才是有遠見和智慧的政治家所應承擔的角色。習慣於談論多樣性和包容性的美國精英們,在對華講話中採用了“不尋求改變中國”的表達,但卻無法包容中國與美國的不同,這無疑會讓世界對美國式的多樣性和包容性產生疑問:究竟是美國的政治精英們無法提供真正尊重多樣性、具有包容性的面向未來的世界治理模式,還是他們並沒有尊重多樣性和具有包容性的打算?迄今為止,拜登與布林肯們還都無法為全世界發展提供更具智慧的解決方案。

當前世界的高速發展、深刻連接對全世界的領導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大的挑戰。保持區域和主權國家特有的治理模式並能夠與地緣鄰邦、國際社會保持順暢的協同,是對大國與小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以及具有不同機制體制、文化傳承和社會環境的國家的共同要求。遏制自身慾望和控制自身行為,避免通過圍堵、對抗、封閉、不包容、甚至訴諸武力的方式來尋求利益最大化,才是對世界未來領袖的基本要求。布林肯當前對華講話的主旨,沒能跳脫國家競爭的範疇,依然缺少解決多樣性、包容性的方案,客觀上依舊是平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