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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宿景祥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

拜登的外交和對華政策

20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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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拜登在今年3/4月號美國《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的一篇重要文章詳細闡述了他的外交政策綱領,並構成今年8月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推舉他為總統候選人的基礎。

在這篇題為《為什麼美國必須再次領導:在特朗普之後拯救美國外交政策》的文章里,拜登總結了自己的外交政策綱領:“特朗普總統詆毀、傷害並拋棄了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削弱了美國的領導權。作為總統,我將立即採取步驟恢復美國的同盟,並確保美國再一次領導世界。”

其策略的第一步是加強北約,這是“美國國家安全的核心”。為此,美國將進行“必要投資”,以維持這一“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同時,也將確保美國的北約盟國增加國防開支。

第二步是在他擔任總統的第一年召開一次“全球民主峰會”,參加者將是世界上所有“站在捍衛民主前沿”的“自由世界國家和公民社會組織”。峰會將決定“針對全球性威脅採取集體行動”,首先是“抵抗俄羅斯的侵略”,“讓俄羅斯為其違反國際準則付出實際代價”。同時要“建立統一戰線”,以應對“正在擴大全球影響力”的中國。拜登還說,由於“世界不能自我組織”,美國必須回來,像以前那樣“擔負領導作用,起草規則”。

從拜登的文章看,他的外交政策計劃要點是強化軍事力量、鞏固同盟關係和升級“民主”這一意識形態武器,以圖更有效地遏制中國、俄羅斯、伊朗、朝鮮等地緣政治對手,重新確立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

拜登在此次美國大選中的獲勝確認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美國國內政治精英不再認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認為他過去幾年裡以“美國優先”為基軸的外交政策是失敗的。更重要的是,依照“美國優先”政策美國已無法應對當前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按拜登8月份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致辭的表述,美國正面臨四大“歷史性危機”,分別是氣候變化、疫情、經濟崩潰和“種族不公正”。拜登雖然也稱中國是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稱俄羅斯是美國“最嚴重的威脅”,但美國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畢竟是出自國內,而不是中國或俄羅斯。

拜登1972年就當選國會參議員,在2009年出任奧巴馬政府副總統之前曾在參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長期任職,外交經驗極為豐富。但拜登所闡述的外交政策計劃並非他個人的構想,實際上,這項計劃是由20多個工作小組研究制定的,有2000多名外交專家和安全顧問參與了諮詢和文章撰寫。這項外交政策也不僅僅是民主黨的計劃,在民主黨大會召開時,共有130多名共和黨重量級人物發表了聯合聲明,表達對拜登外交政策的支持。很多國際問題專家認為,拜登的外交政策綱領與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本質上是一致的,只是形式、風格、方法和優先次序有所調整,這種看法無疑是有道理的。

但如果認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這種變化沒有實質意義就過於簡單化了。美國正處在經濟衰退、社會動蕩混亂的關鍵時期,其對外政策的任何重要變化都會對國際事務和各國切身利益產生重大影響,因而更加值得關注和重視。

中國為多極化世界秩序提供了最持久、最強大的動力,對華政策也日益成為美國整體對外政策的重心。過去幾年裡,特朗普以貿易戰、技術封鎖和意識形態攻擊為特徵的遏制中國政策成效並不顯著。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10月中旬發表的文章《為什麼特朗普敗於貿易戰?》引用了大量貿易數據,證明特朗普對中國打貿易戰實際上重創了美國經濟,尤其是試圖切斷中美兩國經濟聯繫的做法不僅缺乏戰略意義,而且代價高昂。他認為美國應該和中國正常進行貿易談判。

美國未來幾年將面臨極為嚴峻的經濟困境,拜登執政必定荊棘滿途,客觀上有必要與中國緩和關係,爭取中國的合作。拜登也已明確表示,美國將通過建立同盟和“統一戰線”來抗衡中國,這也意味着拜登傾向於與中國尋求“微型緩和”,採取“選擇性競爭”的做法,在軍事、意識形態等領域與中國對抗,在經濟和高技術領域與中國競爭,在氣候變化、核擴散和全球疫情防控等領域與中國進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