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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中美關係 貿易戰 新冠肺炎 COVID-19 全球治理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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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剛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世界知識》雜誌編輯

中美之間需要一場「排干沼澤」行動

202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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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干沼澤”,是仍未放棄扭轉大選敗局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專屬政治詞彙。四年前他剛上台時向自己的支持者承諾要“排干華盛頓的政治沼澤”,意即清除那裡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影響,清除政治腐敗,打破建制派構築的層層政治壁壘。

四年過去了,特朗普沒能兌現這一承諾,自己反被“華盛頓政治沼澤”吞沒。其謀求連任失敗在一定程度上是建制派反撲的結果,同時,特朗普任內各種反常規、反專業、逆全球化的操作,對內加劇政治極化,對外製造大國對立、清退國際責任、破壞全球規則,也將戰後國際秩序帶入“沼澤”,並對美國的“軟實力”造成二戰後罕有的反噬。

即將走入拜登時期的美國將以“治癒”、“回調”為今後兩年的主題詞。拜登政府將從疫情應對、經濟、社會、移民、能源等領域以及國際多邊議題方面全面清算特朗普的政策,力求實現“彌合美國國內創傷”和“恢復美國全球領導力”的競選承諾。

然而,美國國內的鴻溝是深刻的。民主黨推崇的多元自由主義價值觀和高稅率、大政府、強監管、高福利治理模式,與共和黨主張的盎格魯-撒克遜基本價值觀及低稅率、小政府、輕監管治理模式之間,有着難以調和的矛盾,甚至已經可以上升到階級矛盾的高度。拜登政府不可能用四年時間達到目標,四年之後必遭共和黨巨大反撲。

特朗普謀連任的努力在種種不利條件下仍贏得超預期的廣泛民眾支持,顯示美國的保守化趨勢已經固化,將主導今後二三十年的社會思潮,並對國家政策和對外關係產生深遠影響。拜登政府還未上任,就已鍍上了一層“進步主義”色彩,至少經濟上是部分民族主義的,外交上是相當機會主義的。而共和黨在此次大選中有望保住參院控制權並擴大眾院議席,將有能力對拜登施政構成明顯制衡,捍衛“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

奧巴馬中後期開啟的美國全球戰略收縮,在特朗普任內以激進方式推進,拜登政府將予修正,主要是修復盟友關係,重返國際機制,重振氣候變化、清潔能源等全球議程。但拜登政府也將部分順承“特朗普遺產”:一是全球戰略目標向大國競爭的聚攏;二是全球戰略部署重心向印太地區的傾斜;三是為應對“中國戰略威脅”而進行的作戰概念創新和技戰術調整、武器裝備優化;四是對美日印澳“價值觀同盟”的發展和利用。所有這些,與特朗普時期不會有太大區別,將表現出較強延續性,還會吸收奧巴馬時期“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部分思維和成果——包括對美日雙邊同盟的特別倚重,從而形成拜登政府自己的戰略。

特朗普的四年,在“美國優先”旗號下大肆推進攻擊性現實主義外交,給中美關係造成巨大損害。由於美方不斷升級和擴大挑釁,中方不得不採取對等反制措施,兩國關係陷入“行動-反應-再行動”的惡性循環,日益逼近“修昔底德陷阱”。

當戰略競爭取代互惠合作成為中美關係的主導面,當主導國和崛起國在現行多邊機制內的相互否決與排斥取代建設性協調成為全球體系的一大主要現象,當美國的禁用華為5G、TikTok等事件發出科技、經貿乃至系統性脫鉤的惡劣信號,當南海軍事對峙常態化,當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模糊”開始轉向“戰略清晰”,當制度之爭、意識形態之爭回歸乃至“文明之爭”都成為中美矛盾的潛台詞,中美關係的質變已經完成,“再也回不到過去了”。

比科技、經貿脫鉤更危險的,是心理脫鉤。經過幾年折騰,維繫中美長期合作關係的社會基礎開始瓦解。面對兩國關係的高度不確定性,擺脫對對方供應鏈的過度依賴,搭建風險備份,在兩國國內成為從政界高層到企業界的普遍共識。同一全球體系內相互依存和互利共贏的意識似乎不再是經營中美關係的主流思維。美國應對疫情的失敗、族裔衝突的迭起、黨派對立的加劇、選舉政治的混亂,以及在國際上的不負責任,徹底顛覆了美國長期以來在中國民眾當中的道德和制度形象,中國在美國民眾心目中的“威脅”形象則反向升至冷戰後的最高點,對通過接觸交融改變中國的挫敗感主導了美國知識階層的對華判斷。也就是說,中美兩國的相互認知雙雙陷入“幻滅”,這種“幻滅”成為影響兩國對對方決策的主導性因素之一。

拜登上任後,將優先處理美國國內疫情,對外則是緩和國際關係,重返全球議程。這將為中美關係的趨穩和改善提供一個“時間窗口”。但特朗普時期造成的損害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消弭的,因為這背後並非只受美國國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驅動,更有強大的跨黨派共識基礎,這種共識認定美國面臨的首要挑戰來自中國,要求政府——無論是民主黨的還是共和黨的——以更加強硬的姿態和有效的手段加以應對,而中美結構性矛盾在過去幾年的關鍵期內已從局部性發展到全領域,白宮和國會各種反華遏華政策措施和法規議案的“槓桿”加得很高,破壞力大為增強,可控性顯著減小。

即將進入又一個新階段的中美關係,挑戰仍遠大於機會,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儘可能恢復穩定,進而在業已確定的強國戰略競爭格局中,通過理智的互動,找尋一個有目標、有底線、有規則、有邊界的共處範式,爭取把這場大博弈從激烈摩擦的第一階段,導入政策協調與勾兌的第二階段。

拜登執政第一年,不大可能出台系統性的對華政策,但其謀求“競爭與合作並存”的目標是明確的,為過熱的中美摩擦降溫的需求是真實的,其側近人士處理涉外敏感事務的專業性和傾聽力也是可靠的。更重要的是,民主黨人不認為斷絕接觸、脫離交互、單邊施壓就可以遏制中國,不認為中美之間存在絕對的單贏,不認為中美不合作就有利於美國,也不認為多邊主義和經濟全球化在當今世界已經過時、失效。

中國有必要抓住正在打開的“時間窗口”和“政策空間”,優先做兩件事。一是與美國通過雙邊渠道和世界衛生組織(這很可能是拜登就職後首個宣布重返的國際機制)等多邊構架務實開展防疫合作,確立與美國新政府的首個有效合作點。二是重建高層直接溝通管道,以此為號令有序重啟各層級各領域對話磋商,為拜登時期中美關係設置議程框架,在競爭與合作之間規劃“緩衝帶”,並管控可能的衝突風險。在此過程中,中美雙方最好能就各自戰略目標相互做出更清晰的解釋,為此後四年的互動提供戰略備忘和保證,修補中美關係的可預期性。

當上述兩項工作推進到成果可視階段後,不妨借用一下特朗普的政治詞彙,中美雙方可能需要開啟一場“排干沼澤”的行動,也就是給遭特朗普政府嚴重毒化的雙邊關係“清淤”。首先是重新談判,恢復正常關稅水平,建立基於公平、互惠、規則的貿易秩序。其次是“科技冷戰”休戰,將特朗普時期遺留的“懸案”在合適的政治氛圍下交市場和法律去解決,然後徐謀達成避免徹底、全面脫鉤的共識,爭取把“脫鉤”這個偽命題從中美議程清單上清除出去。第三是盡量恢復正常人文交流,特別是智庫、民航、留學往來。第四是開展金融政策協調,重建產業對接,確立“雙循環”經濟戰略與美國疫後經濟復蘇和金融穩定之間的合理關係,重構全球化條件下相互依存的基礎。第五是重啟戰略安全對話,並探討升級為戰略穩定磋商,聚焦核導問題,中方在學習中實踐與美國等全球軍事強國構建新的戰略平衡。

應對全球性挑戰合作是中美雙方在美國政府換屆後為改善彼此關係、重振全球治理、各自發揮引領作用所必然要共同抓住的抓手。在拜登團隊開列的上任後四大優先任務中,氣候變化位列第四,重返《巴黎協定》是板上釘釘之事,美國地方州和能源企業也從未停止履行減排義務,中方則在“十四五”規劃中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碳中和目標,中美雙方有充分的合作動力和空間,想必中國智庫在響應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倡議開列合作、對話與管控三個清單的過程中也做足了政策建議準備。但中美在全球層面的協調畢竟要隨國際格局和全球治理結構的變化增添新的內容,雙方在恢復務實合作的同時,也要就氣變、深洋、外空、網絡、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國際規則演進展開溝通甚至談判。

熱點問題也是拜登上台初期中美雙方可以對標的領域。在朝核問題上,不甘寂寞的朝鮮有每當美國新總統上任便採取措施試探美方對朝政策取向的“傳統”,這次估計也不會例外。半島局勢可能發生新的波動,但特朗普留下的美朝最高層直接接觸的“遺產”也將被歷史記住,中方對半島局勢有繼續施加管理和影響的責任,更有發揮更大作用的契機。在伊朗核問題上,拜登政府有望重返六方機制,美伊關係將在短暫緩和中醞釀更複雜的較量,中方如何站位需要預先盤算。中東格局在特朗普任內發生重大改變,沙特、阿聯酋等國推進“自我開明革命”,並開始同以色列和解,伊朗、土耳其、敘利亞等國影響力在一度擴張後受到抑制,這些都將成為拜登政府欣然接受的“饋贈”,而中國在中東的利益和影響也隨此進程及“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而悄然重置,中美圍繞中東戰略問題展開對話變得必要和可行。

“排干沼澤”行動的本質是過渡期的戰略試探,如果雙方相互確認誠意,合作可以前行、擴大,中美關係有望用不長的時間找到適應新的實力對比和全球大勢的競合狀態。如果雙方不能擺脫敵意假設,處理具體事務最終被競爭和壓制與反制心理主導,中美關係仍可能重返惡性循環滑向“新冷戰”。

不必對“排干沼澤”行動有過度期待,“沼澤”實際上無法排干,但“水位”完全可以顯著下降。在“排干沼澤”行動中,最起碼的互信比什麼都重要,這種互信應建立在坦率的溝通和專業的判斷基礎之上,同時要求雙方有在台灣、南海等敏感問題上進入相對“靜默”狀態的默契。而從中長期看,雙方都應保持一個信念:中美關係固然已“回不到過去”,但仍可在對話、合作與管控方面有新的作為,仍可達致符合雙方和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某種程度的平衡,“回不到過去”不應成為放棄未來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