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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中美關係 貿易戰 全球治理 COVID-19 氣候變化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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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雲 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

「後冷戰」還是「新冷戰」與第三方認知的重要性

2020-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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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中美關係持續緊張,中美新冷戰的可能性也成為各界爭論的熱點。我們首先不應當對如此重大的戰略問題輕率下結論性判斷,因為這會製造出自我實現預言的困境。筆者認為,這個漏洞背後的根本原因在於混淆了對時代的宏觀定位。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後冷戰”時代,而不是“新冷戰”,儘管有滑入新冷戰的危險。當前新冷戰論相關討論的一個重大漏洞在於過度聚焦中美兩方,忽視廣大第三方認知的決定性作用,而廣大第三方認知的重要性正是後冷戰時代國際關係中最為重要的特徵之一。筆者認為,只要第三方不認同、不支持、不參加,中美新冷戰論就不會成立。

首先,後冷戰時代區別於冷戰時代的最大特點,在於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政治已被激活,各國參與全球政治的意識大覺醒。而這意味着廣大中小國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戰略自主。美蘇兩極對峙的冷戰格局之所以能夠成立,除了雙方擁有大量核武器造成“恐怖平衡”的戰略穩定之外,很重要一點在於廣大的第三方基本沒有參與國際政治的意識和機會。兩大陣營的全面對抗,讓冷戰中的戰略穩定架構變得特別簡單明了,在這種情況下,第三方認知不重要,因為大多數國家必須選邊,無論主動還是被動。後冷戰時代,國際力量和財富開始從過去西方的絕對壟斷朝非西方方向彌散,有人將此稱為世界扁平化。這種歷史性的全球力量變動,意味着原來沒有意識、機會和能力的非西方世界開始廣泛參與國際政治,而它們對國際關係的認知主要以本國利益為主線,不會像冷戰那樣盲目選邊。例如在加入亞投行問題上,儘管美國不參加,但其歐洲盟友、東盟國家仍選擇加入。還有,儘管美國退出TPP,但日本仍然堅持沒有美國參加也繼續。

其次,後冷戰時代的第三方對於中美關係認知,不會按照冷戰時代的非黑即白簡單模式來進行。經濟上,冷戰結束後包括中國在內的原計劃經濟國家基本上主動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並在這個秩序中得到了大發展。儘管中國已經是第二經濟大國,但中國經濟定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語是市場經濟,即在市場發揮主導作用的基礎上加上政府調控。而且,中國發展進程主要是以融入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為基調,“開放”是關鍵詞,而不是搞封閉式發展。政治和意識形態上,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了“中國特色”這個形容詞,意味着中國沒有將其作為普世模式到國際上推廣的意思,第三方能理解中國沒有與美國搞意識形態競爭的意圖。軍事上,中國思考的出發點主要基於民族國家尚未完成的現狀,以及對可能出現外部力量干預的擔憂。在中國看來,軍力建設是因為過去能力滯後缺課,現在有必要補課,把長期以來的不平衡扳回來。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的現代民族國家建設未完成的危機感,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全社會共有的想法,而非意識形態推動。

第三,中俄戰略關係並非結盟反美,而是由在全球政治中尋求戰略平衡的共同利益驅動。冷戰時期,全球戰略平衡主要支柱是美蘇核力量,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後,依靠美蘇兩家構建戰略平衡已經不可能。後冷戰時期,全球戰略穩定實際上依賴於各地區戰略穩定的疊加。在歐亞兩個大陸,中俄兩國可以說是構建地區戰略平衡的主要大國。這並不是說中俄分別在歐亞地區與美國構建一對一的地區戰略平衡,而是一個與實現全球政治意識大覺醒的廣大第三方的互動進程。冷戰後,經濟地區主義在歐亞兩大地區都取得了長足發展,特別是亞洲提出了開放的地區主義理念。而未來,新的地區秩序建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治安全領域地區主義的進展,這個進程需要廣大第三方中小國家的參與。

筆者認為,我們現在的時代定義應該是“後冷戰”而不是“新冷戰”,用後者代替前者作為關鍵詞會讓相關討論和認知誤入歧途。而且,“後冷戰”時代要避免滑向“新冷戰”,不僅僅取決於中美兩國,也取決於第三方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