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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中美關係 貿易戰 新冠肺炎 COVID-19 全球治理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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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剛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世界知識》雜誌編輯

中美能共同引領全球抗疫合作嗎?

20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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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疫情還在蔓延、深化,一個國際共識正在形成,這將是一種長期化的病毒,必須做好長期鬥爭的準備。各國都在據此調整防疫抗疫策略,然而,這樣的調整沒有全球合作,難以完整有效地推行。當前的中美關係遠不能支持國際社會重拾“同舟共濟”精神,相反,一段時間來的中美爭鬥,特別是話語惡鬥,釋放着削弱國際社會信心的信號。

中美這輪爭鬥的起源,是特朗普政府挑起“毒源國”爭議,把新冠病毒叫做“中國病毒”,中方不得不做出話語還擊,把兩國本應也本可在全球防疫抗疫框架下形成的合作導向一場零和式的較量。

其背後的事態演變線是,中國疫情爆發後,美國政府一度擺出感同身受並願與中國合作的姿態,但眾多右翼政客和媒體出於政治本能,大肆污名化中國的防疫抗疫努力。美國疫情失控後,特朗普政府為轉嫁防疫不力、管理虛弱的責任,並出於保選情的考慮,借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發推特稱“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事件,改口將新冠病毒叫作“中國病毒”,向中國“甩鍋”。中方實施的反擊策略有效對沖了美方的進攻和污衊。白宮認定中俄聯手發起一場“栽贓”美國的信息戰,準備發起新一輪輿論反攻,主調是指責中國作為“疫源地”在前期防疫中掩蓋事實、壓制數據、拖延反應、放人出境,導致國際社會總體應對延遲,要求中國為疫情全球擴散負主要責任。

好在中美雙方高層均無意在毒名、毒源這類問題上糾纏不休,因為這不是一件短期內能有清晰科學結論的事,借其相互攻擊既對兩國各自防疫抗疫努力無補,也將激起國際社會整體不滿,對兩國形象和利益不利。在多國深陷災難的情況下,國際社會迫切需要啟動全球合作機制,而一個沒有領導力的世界是悲觀的世界。

經過雙方外交互動,包括高層電話溝通、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接受美國媒體訪談以及精英群體喊話,這一輪激烈摩擦開始得到控制。特朗普公開表示放棄使用“中國病毒”提法,彭斯表示中國的透明度“比過去好多了”,還向美國華人社會釋放了安撫信號。

急轉彎是一些因素共同促成的。首先,中方實現了以非對稱方式發起一次“輿論奇襲”的目標,在某種程度和某個時段意義上變被動為主動。第二,新冠病毒在美國多地爆發,疫情深重,全面改寫美國的國內議程,甚至對大選選情造成衝擊,特朗普政府判斷失誤、準備不足、治理混亂,必須全力投入應對,爭取用不太長的時間控制住疫情、恢復社會活力,而離開中國的配合這一目標無法實現。第三,右翼污名化、種族化新冠病毒的作法違反人倫與科學,在美國國內遭到抵制,衛生防疫和科研專業機構拒絕配合,民主黨集體抗議,共和黨內部也有很多人反對,西方G7盟友亦不支持。而與中國爭吵不休,只會在美國國內激起更大一波對特朗普早期應對疫情失能的質疑和抨擊。

中美雙方以彼此心照不宣的方式給兩國關係因疫情而進一步惡化的趨勢輕點了一腳“剎車”,使得全球合作抗擊疫情希望的重燃。

3月26日,G20特別視頻峰會在主席國沙特倡議下召開,對主要經濟體合作領導全球對抗危機的模式進行了再確認,這種模式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傳承下來的。在那次危機中,中美兩國的宏觀經濟金融政策協調和在G20框架下共同倡導的“同舟共濟”精神為引領國際社會走出危機重新邁入長達12年的繁榮軌道發揮了至關重要作用。全球新冠疫情較之二戰後歷次全球安全危機有其獨特性,因為病毒不分種族國界意識形態制度模式,對每個人構成均等威脅。這本是一次擱置傳統歧見凝聚全人類共識的天賜良機,而真正有能力獨立抗疫並組織全球防線的只有中美這樣的大國。

接下來便是中美能否切實合作履行領導責任的問題了。這取決於兩國能否在雙邊層面上開展更深層次的合作。自武漢疫情爆發以來,中美防疫專家、醫護人員的交流一直在進行,醫療物資的貿易也沒有中斷。但兩國國內對對方國家均形成了更深的政治成見,嚴重限制、解構了功能性合作所能產生的積極影響。特朗普政府凌駕於科學之上的政治傲慢以及借疫情製造出的針對中國的“政治正確”,阻礙了中國的防疫成就在美國得到客觀評價,更阻礙了美國公共衛生界對於中國經驗和信息的獲取。

中美必須克服高度政治化對彼此合作抗疫的干擾和損害。美國則需要放下傲慢,更何況它對疫情的應對已沒有什麼傲慢的資本。目前有幾條路徑可以發揮作用。

一是首腦外交,向各自國內釋放一種先把矛盾放一放、引導輿論調控危機的信號,以修複信心。G20特別峰會之後,中美元首有必要多通話,討論的問題不應再是彼此關係怎麼處理,而是兩國能為落實G20峰會精神採取什麼具體的共同措施。

二是兩國經濟、金融宏觀調控部門儘快接洽,開展降低全球大蕭條風險的政策對話。

三是兩國疾控部門和醫療專業人員、製藥企業開展更廣泛、直接和深入的信息共享和技術交流,不要受兩國總體關係氛圍影響變得束手束腳。這一群人最具人類視角和職業精神,理應得到充分尊重,兩國政府需要給予他們足夠的自主空間,兩國媒體也應予以積極、客觀、充分的報道。

四是開展防疫救援物資的非常規貿易,相互臨時減免相關產品和原材料關稅。

五是中美以各自方式馳援歐非拉,這種馳援應避免被地緣戰略競爭思維主導。美國目前沒有精力和資源投入國際救援,但它的一些非政府組織和跨國企業有這個能力,比如比爾·蓋茨基金會和波音、蘋果公司。美國軍隊也有能力和廣泛的先例向別國自然災害提供醫療船等緊急救援,這些等美國國內疫情得到控制後可以進行。中國應樂見其成,因為中國自己儘管掌握大量抗疫戰略物資生產線和豐富的醫護人員並已在向外廣泛輸出,但不可能做到全球覆蓋。

美國該有緊迫感,因為全球範圍內對美國放棄國際責任的不滿和失望情緒已非常高漲。美國戰略界近期發表的一些報告、評論則認為,中國正在利用疫情馳援歐洲重塑世界秩序,而美國選擇束手旁觀,領導權危在旦夕。可以預見,就算美國自己病情穩下來之後出手馳援世界,也不會把自己和中國捆在一起。但不管怎麼樣,中美都動起來,對世界不是壞事。

這場全球疫情,不存在單獨的國家勝利——除非這個國家完全與世隔絕,只有國際社會一起勝,才有民族國家的勝利。只有中美在各個領域圍繞疫情協調出兩國均能接受的行動框架,世界才有希望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指導原則。但是,由於中美之間已經積怨甚深,相互民間情緒因疫情變得更加疏離和怨懟,就算雙方終能合作抗疫,也不足以扭轉兩國關係日趨消極的大勢。

中美關係一段時間來的螺旋向下是特朗普上台以來雙方戰略競爭不斷加劇的後果。本來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給這種趨勢踩了剎車,給雙方留下各自冷靜一下做些調整的時間,然而疫情接踵發生,最終以疫情為載體開啟了中美關係重新加速下滑的進程。

與圍繞疫情話語衝突同期發生的,還有互限新聞記者事件。在外界看來,這重現了冷戰式的大國循環報復模式,加劇了人們對中美關係前景的擔憂。

該事件與疫情並無直接關聯,但最終與雙方因疫情產生的摩擦摻合到一起。起因是特朗普政府在對華競爭戰略驅動下,擔憂中國官方宣傳滲透美國政治,決定將五家中國官媒當作“外國使團”看待。疫情發生後,《華爾街日報》發表題為《中國是真正“亞洲病夫”》的評論,刺激了中國的痛苦民族記憶,中方在該報拒絕道歉的情況下收回其三名駐華記者的記者證以示懲戒。隨後,美國國務院宣布限制中國五家官媒駐美工作人員總數,從160人減至100人。作為反制,中方出台對等措施,包括要求五家美國媒體駐華分社提交申報材料、年底前其記者證到期的美籍記者限期交還記者證,今後不得在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中國領土上從事記者工作等。美方認為中方反制措施“不對等”,正研究是否以及如何進一步做反應。

中美兩國瀕臨一場近乎戰爭模式的意識形態鬥爭。蓬佩奧最近堅持在談及美國與中國的政治關係時刻意把中國共產黨同中國人民分開,在3月25日西方七國外長視頻會上要求西方世界共同應對中國發起的“有組織散布不實信息的攻勢”。美方對互限記者事件的應對完全由國務院把持,很大程度上反映蓬佩奧的個人意志。美國會不會在全球抗疫關鍵階段執意推進互限記者事件的繼續激化,並將其延燒到外交官層面,將是今後中美關係的重要風向標。

另有一條摩擦線是在戰略安全領域,在南海、台灣問題上,美軍最近明顯加大了艦機進入中國控制島礁附近海域和穿行台灣海峽活動的頻率,自2020年新年起可查詢公開報道已有六起。美國國會眾議院最近審議通過了“台北法案”,另一項已經擺在白宮辦公桌上的與台灣地位有關的法案也即將自動生效,即便總統決定不予簽署。同時,美國高層無意間暴露了中國疫情有利於製造業迴流美國的想法,特朗普在疫情失控後啟動《國防生產法案》也很可能加速涉及公共衛生的戰略物資生產鏈遷回美國本土。這些行動坐實了中方的懷疑:美國把新冠疫情視為進一步壓制中國競爭力的機會窗口,有意利用中國集中精力處理新冠疫情擴大對華圍堵和與中國脫鉤。

可以說中美關係已經跨越選擇的十字路口,朝着惡性競爭、正面衝突的方向去了,雙方競爭和博弈不會因一場全球疫情就有實質性緩和,反而大概率會因疫情在美國的惡化而更加兇險。對於這樣的趨勢,我們尚可依賴“踩剎車”的作用,然而去過山區旅行的人都知道,在螺旋向下的盤山道上行車,有經驗的司機一定會時時關注剎車片的狀況,剎車片的磨穿同樣會造成車毀人亡。

未來是開着口子的,現實卻一再迫使人們承認它。中美關係是否存在“宿命”,是我們關注全球新冠疫情時不能停止思考的問題,因為它和這場疫情一樣關乎國際秩序走向,關乎兩國國內政治,關乎人類文明前途。我們必須努力避免非傳統的全球危機與傳統的大國戰略競爭相結合可能產生的災難性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