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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春嶺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應關注美國「中國通」的對華認知代溝

2019-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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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一篇題為《美國對華政策大辯論呈現“代際衝突”》的文章。文中一個重要觀點是,美國戰略界持續進行的對華政策大辯論正產生逐漸清晰的代際分野,即美國新生代中國問題專家在對華認知問題上更趨負面,在對華政策主張上比老一代更強硬、也更趨攻擊性。雖然這種說法過於絕對化,老一代“中國通”里不乏強硬派,新一代“中國通”里也存在知華派,但就整體而言,新生代“中國通”在對華認知和外交政策主張上確實與老一代有明顯不同。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除了我們熟知的中美關係發生結構性變化、美國政府對華戰略調整等時代背景變化外,至少有三個原因。

一是時代經歷的差異。不同的時代造就不同性格的人,美國老一代中國問題專家大都是“嬰兒潮”一代,這代人對於戰爭的毀滅性和冷戰帶來的緊張感有着真實的感受與記憶,他們反對戰爭、追求和平的情緒較強。這代人還經歷了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轉換過程,經歷了中國從文革時代到改革開放時代的轉換歷程,更懂得接觸政策和中美互利共贏的重要意義。而新生代中國問題專家大多成長於冷戰結束前後美國順風順水的這段歷史時期,美國“不戰而勝”、“歷史終結”所帶來的那種驕傲,美國引領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所帶來的那種自信,根植於部分學者的內心深處。他們對蘇聯與社會主義中國的差異性認知較弱,因而相較於老一輩,其對當前中國崛起的恐懼感更強、包容性更弱。

二是學科訓練差異。美國第一代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鮑大可、施樂伯等大都在中國長期生活過,與中國有着特殊的情緣。其後的基辛格、奧克森伯格、何漢理、李侃如、蘭普頓等人既有深厚的研究積澱,又大都是在參與美國對華決策過程中逐步成長起來的,對中國問題有着較為全面的認識。而新一代中國問題專家接受的學術訓練更加專業化和模式化,研究的問題更加單一和細化,研究方法更加偏向量化等科學方法,不少學者憑藉對某一專業問題的研究而快速躋身對華決策圈。由於缺乏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系統全面的理解,在面對一個宏大的戰略問題時,往往會陷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困境。

三是發展環境差異。與老一輩相比,美國新一代中國問題專家的發展環境相對更複雜。在自媒體發達、西方民粹主義泛濫的今天,美國新生代學者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反全球化、反精英、回歸極端保守主義的社會思潮環境,不得不面對一個處處講求“美國優先”、希望通過挑動外部矛盾緩解國內矛盾的新型政府,不得不面對一個“不是精英塑造大眾輿論,而是大眾輿論塑造精英”的新型媒體環境。為了迎合特朗普政府新的政治正確,以及部分民眾的新胃口,新一代“中國通”們不得不在對華問題上表現得更為激進。

美國的“中國通”們既是引導美國民眾認識中國、理解中國的引路者,也是中美兩國決策圈相互溝通、增信釋疑的橋樑。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過去40年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與美國老一代“中國通”們的付出與努力密不可分。“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美國新生代中國問題專家終將成為美國制定對華政策的中間力量,我們需要關注和警惕美國新一代“中國通”正在形成的消極對華觀,其強硬偏激的對華政策觀點不僅會加劇中美兩國輿論氛圍的惡化,引導中美兩國走向“修昔底德陷阱”,更會給未來的中美關係發展埋下戰略隱患。那麼,應當如何引導新生代“中國通”更加客觀理性地認識中國、看待中美關係的發展呢?

首先,百聞不如一見。更多的美國中國問題青年專家應該實地到中國走一走、看一看,工作和生活一段時間,與各行各業的普通人交流。不僅要去北京上海等較為發達的城市,還應深入到中國鄉村、基層、廣大西部地區,既要看到中國快速崛起的一面,也要看到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另一面,從而更加客觀全面地認識中國。

其次,真理越辯越明。越是關係緊張的時刻,越是需要通暢的互動與溝通。相較於奧巴馬時期,當前中美兩國的戰略對話已明顯弱化,此時二軌對話應發揮更大作用,雙方學者應該勇敢站出來,用學術語言去交流與辯論,用更高質量的學術研究引導兩國輿論。可以主動設置議題,通過聯合研究、共同發文等形式,引導兩國民眾更多地參與到中美關係發展走向的思考和辯論當中。

最後,以史為鑒,面向未來,今年是國際關係學科建立100周年,兩國學者應該共同回望百年學科進展,共同加強對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歷史的研究,探尋破解大國衝突的路徑和方法。今年也是中美建交40周年和新中國成立70周年,兩國學者可以此為契機,梳理中國外交70年的變化和中美關係40年發展的經驗和啟示,為下一個40年中美關係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