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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剛 清華大學國際戰略與安全中心研究員

當前影響中美經貿協議前景的因素

2019-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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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5月份中美經貿磋商發生重大波折以來,雙方達成協議的可能性大為降低,即使仍有希望,“機會窗口”也進一步推後。7月底在上海舉行的第12輪經貿磋商試圖重拾碎落一地的協議草案紙片,但從雙方對外表態看,談判成果雖已再度覆蓋大多數議題,但剩下的未決議題屬於絕對的原則性、結構性問題,非專業談判人員所能解決,要想取得突破必須重新提交高層政治決策。8月1日,特朗普不顧幕僚勸阻,宣布將自9月1日起對來自中國的剩餘3000億美元產品徵收10%的額外關稅,進而又借口人民幣在岸離岸匯率雙“破七”,將中國劃入“匯率操縱國”,同時拖延履行給華為公司進貨開口子的承諾,並開始將中廣核這樣的能源企業納入域外管轄制裁清單,使局勢更加複雜。

對中方而言,美方在審查和修改國內法規、建立落實核查機制等方面的要價突破政策底線,觸及核心利益,不能輕易讓步。中方內部似已基本形成共識,不急於談成,邊打邊談,打打談談,以鬥爭求合作。美方則相反,與中國達成協議的迫切性上升,一方面是因為特朗普2500億美元關稅加征措施已落地,單在貿易領域能出的大牌所剩無幾,接下來談判拖得越久,美國國內零售商品價格上漲壓力越大,對關稅戰轉持反對態度的企業、農民和個人也越多。

2020美國大選周期已開啟,目前距兩黨正式推出正副總統候選人還有八九個月時間,特朗普還不到擼起袖子一切拼大選的時候,但考慮問題必然越來越多反映選舉政治的需要。8月14日,特朗普政府宣布把對中國產電腦、視頻遊戲機、某些玩具、電腦顯示器以及某些鞋類和服裝產品加征關稅的時間推遲到12月15日以後,並且明確承認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在感恩節、聖誕節購物季“對消費者產生影響”。當然,即便這樣折算下來,仍有約37%、總額約11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自9月1日起將被加征10%的關稅。

最近,中美雙方在接觸層面共同釋放出一些積極信號。8月1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泰國曼谷會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同蓬佩奧在紐約會面。這些跡象顯示,在相當不利的輿論氛圍中,雙方仍不約而同堅守克制底線,為協商協調保留通道。同時也顯示,中美經貿磋商的推進機制悄然發生變化,在增強專業性的同時,外交引導也在補充進來,這或許正是雙方重新接近政治決斷的跡象。

可以說,經過一年多的爭鬥,中美在經貿戰中大抵打了個平手。中方在經濟增長、投資轉移、自主研發、通脹上升、失業增多等方面面臨嚴峻挑戰,但也意識到依託巨大國內市場和“一帶一路”沿線新興市場,承壓力沒那麼弱,還收穫了民心聚攏、內部共識度增強的效果。美方通過加關稅提高了財政收入,並且暫時得以避免關稅戰直接影響國內民生,但也意識到“極限施壓”並不能打服中國,遑論打垮,相反還在激發中國國內自主化發展的決心和行動,使中國變得更有競爭力。

在科技領域,美國的技術封鎖固然給華為、中興帶來巨大麻煩,暴露出整個中國在基礎研發、產業配置方面的許多問題,但也激活了中國國內的“電子民族主義”,兩大手機製造商的國內銷量不同程度增長,華為海外業務也繼續在穩健區間發展,大多數國家沒有跟着華盛頓的指揮棒轉,盡量避免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選邊。

貿易戰、科技戰已變成僵持戰,有發展成持久戰的趨勢。在中國國內,主流意見日益認同經貿摩擦的常態化,認為這是中美博弈的必然現象。已經到來的中美大博弈,在美國眼中是世界領導權之爭、霸權地位之爭,在中國眼裡是發展權、崛起權之爭,這就賦予經貿摩擦更多超越經貿問題的特殊意義,在一部分人眼中有了將其繼續進行下去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當下,兩國領導層都面臨著早日結束貿易戰還是讓其繼續延續下去的選擇,也就是“到底需不需要一個協議”的選擇。一些中國學者相信,談判形勢已發生攻守轉換,目前開始掌握談判節奏的是中國政府,急於達成協議的是特朗普政府——因為它需要向選民顯示政績。真是這樣嗎?要知道,急於達成協議首先得有希望達成協議的誠意,然而特朗普在涉華問題上連續出台的刺激性舉措遠不能證明這種誠意的存在,中方難以清晰判斷他的真實意圖。

從現在起,影響中美經貿磋商的因素既來自經濟規律本身,也來自一系列跨領域變量因素的發展變化,其中“三個半因素”是最主要的。

第一個因素是中美兩國國內經濟形勢。今年以來,中國國內經濟形勢是第一季度好於預期,第二季度遜於預期,剛剛出爐的6月宏觀數據顯示製造業緊縮和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出口疲軟趨勢漸顯,投資繼續放緩,整體下行壓力仍較大,顯示隨着時間的推移,關稅加征的影響會更加明顯。美國“史上最長經濟增長周期”已延續120多個月,轉入衰退軌道的跡象加速積累,顯著增強市場恐慌情緒。近來美國國債收益率整條曲線都出現倒掛的風險在加大,而歷史經驗表明,收益率曲線倒掛與經濟開始衰退之間存在時差,可能是幾個月也可能是幾年。在此情況下,特朗普經濟團隊需要更多刺激手段,“與美聯儲鬥爭”取代“向中國揮舞大棒”成為其首要任務。

第二個因素是兩國各自重要國內議程。2019年入秋以後,中國領導層的議程將進一步向國內事務聚攏,順利舉辦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慶祝活動成為重中之重。美國那邊選舉氛圍漸濃,民主黨蓄勢伺機向特朗普陣營率先發起進攻,任何重大國內突發事件隨時可能轉移特朗普的視線。兩國國內議程的緊張度已嚴重壓縮相互妥協的空間與時間條件,未來半年任何可能的流變將更加限制選擇餘地。

第三個因素是香港、台灣問題。在最近的香港動蕩中,美國被明確指責為“幕後黑手”,中國政府拒絕兩艘美國軍艦訪港,但特朗普仍在公開場合表現審慎,堅持香港問題屬中國內部事務,並將在香港發生的事定義為“騷亂”。香港風波還沒有了結,後續如何發展仍是會反作用於中美關係的風險點和風暴眼。另一直接關乎中國主權和民族感情的問題當然是台灣,台灣問題更清晰地帶着美國介入的烙印。蔡英文當局出於連任需要正加緊操弄獨統議題,未來數月高概率會出現挺而走險的行動,美國出於戰略和政治需要會加以配合。本文撰寫過程中,傳來醞釀已久的美售台F-16V戰鬥機接近定案(特朗普已批准)的消息,總金額80億美元,最後一錘(五角大樓履行通知國會程序)如果落下,對本已極為脆弱的經貿磋商決策氛圍絕對是個很大的壞消息。

“半個因素”是朝鮮半島核問題。朝核問題也是中美關係重要議題。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上半段的亞太議程里,對經貿和朝核兩大問題的優先排序時常調整,特朗普有過將兩者掛鉤向中方施壓的想法和舉動。今年6月G20大阪峰會期間,中方為促成特朗普與金正恩板門店會晤發揮的推動作用構成美方向中方做出暫停加征關稅承諾的一個動因。目前,美朝正靜悄悄繼續接觸,商談部分解除制裁換局部無核化的方案,但朝方明顯重新加強了導彈研發活動。特朗普同樣希望把“有效”處理朝核問題當作其謀取連任的政績來宣揚,但在2020美國大選關鍵時刻,朝鮮是將奉上“大禮”還是通過某種軍事行動“拆台”,仍是個三方博弈的問題。

從今年9月到明年夏天將是中美經貿磋商的“最後關鍵期”。其間,雙方必須抓住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這樣的時點鎖定或推進談判。之後,將進入美國大選決選期,雙方不再有什麼作為空間。再之後,隨着美國大選結果的落地,中國將迎來更加不同的中美關係,達得成達不成協議甚至還有沒有經貿磋商或許都不重要了。眼光放長遠一些看,中方需要在繼續與美方磋商的同時,開始思考2020大選結束後的不同場景,這些場景包括四個“如果”:如果中美達成協議特朗普也繼續執政,如果中美未能達成協議而特朗普連任,如果中美達成協議而特朗普被選下台,如果中美未能達成協議特朗普也未能連任。中方需要根據這四種可能權衡近期與美方達成協議的利弊,而這四個“如果”背後的本質問題,都是繼續惡化中美關係直至展開全面對抗還是共同修復中美關係尋找某種新平衡狀態的選擇。

形勢的流動性很大,雙方領導層、專業談判團隊、商界和民間輿論的看法也都在不斷調整,沒有什麼定見業已形成。最後的機會面前,人們需要認識到,中美經貿磋商早已跨越專業的界限,成為政治問題、戰略問題,就經貿言經貿的單純決策環境早已不復存在,各方在繼續企盼協議、呼籲協議的同時,恐怕也要做好沒有協議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