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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崢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助理研究員

文明衝突論是中美關係一次危險的破窗

201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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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在出席一個防務論壇時發表了一些令人驚訝的言論。她在描述中美關係時稱,中美之間的競爭是“與一個非常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的爭鬥”,“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這是第一次我們將面臨一個不是高加索人種的強大競爭對手。”

斯金納的發言確實特別引人注目,她的這段講話很快在美國學界和媒體中快速傳播。在成為國務院資深官員前,斯金納是一位知名的國際關係研究學者,曾師從小布殊時期的國務卿賴斯。美國媒體猜測,從斯金納的職位和學術履歷看,這段發言或許有着更加深遠的涵義,或許意味着美國對華戰略正在發生又一次質變,即中美從戰略競爭者正在走向文明對抗者。顯而易見,這是一個更加危險的信號。

與此同時,斯金納的言論也在美國國內引起了巨大爭議。一些進步派媒體認為,斯金納的言論有“種族主義”色彩。另一些人認為,斯金納的言論代表着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極富爭議的“文明衝突論”正在特朗普政府內部復活。《華盛頓郵報》稱,這種將種族主義和“文明衝突論”引入到中美關係的做法是危險的,這將誤導國際社會對於中美競爭的認識,也給美國對華政策加入了一個錯誤的立論基礎。歷史上,“文明衝突論”站不住腳,無論是美國當前與日本的合作,還是上世紀日本對中國的入侵,都顯示出文明和種族並不是國際關係中的根本性矛盾。

由於美國國務院並沒有就斯金納的這段言論做出澄清和回應,這段言論或許本身只是一個意外,並不代表美國對華政策的又一次滑坡。但是,事件本身仍然開啟了一個危險的先例。在此之前,此類帶有種族色彩的言論並非在美國輿論中絕跡,但從未出自一個美國政府在職官員之口。社會心理學中有一個破窗理論,認為環境中的不良現象如果被放任存在,會誘使人們仿效,甚至變本加厲。很有可能的是,此次事件將降低美國保守派和反華人士使用類似語言的禁忌,使美國輿論對中國和中美關係的評價變得更加消極。

官方言論的選擇對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具有微妙、長遠的影響,將兩國關係引入某種歷史敘事的語言可能有着更為顯著的魔力。新世紀以來,美國官方不斷調整對中美關係和中國的描述。2005年,時任副國務卿佐立克在演講中將中國定義為“利益攸關方”,改變了小布殊政府一開始對中國是“戰略競爭者”的定義。在此之後,中美在諸多領域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2009年,奧巴馬政府的副國務卿斯坦伯格提出了“戰略再保證”,該概念為中美處理日漸增加的地緣分歧設立了建設性思路。

2012年,中方主動向美方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尋求與美國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贏和長期穩定的關係,通過合作解決爭端,避免大國對抗。在此之後,中美在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等領域迎來了一段合作的蜜月期。

當前中美關係的波折與特朗普政府改變對中國的定義有關。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在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者”,重新將中美關係引入競爭和零和博弈的軌道。這種定義上的改變逐漸影響到中美關係的方方面面。客觀上,中美存在利益競爭,但競爭走向何種模式尚無定論,競爭是否存在合作可能仍待探討。只競爭不合作、只競爭不接觸或許只是一個暫時現象,畢竟中美之間仍存在廣泛的合作需求。但是“競爭”這一詞彙確實改變了兩國輿論對於中美關係的判斷,加劇了兩國在政府和社會層面的互不信任。兩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擔心中美兩國會從競爭走向對抗,陷入到本不存在的安全困境之中。

“文明衝突論”的提出符合并加劇了兩國民眾的擔憂。但是,這個定義距離中美關係的現實更加遙遠,是兩國關係無數個未來場景中最不可能發生的之一。近200年以來,中美兩國的民眾從未彼此產生敵意。中華文明善於學習,海納百川。中國大膽吸收和借鑒着包括西方文明在內的人類社會文明成果。這種對文明的開放性和學習心態,是中國推進改革開放的依據之一。“文明衝突論”一個巴掌拍不響,中國不會成為美國和西方的“文明衝突者”,這個判斷最終會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