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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例外論的兩面性

2018-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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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我加入其他43位國際關係學者的行列,共同出資在報紙上做宣傳,主張美國應當維護現有的國際秩序。這一秩序下的機構曾經促成“前所未有的繁榮,以及現代史上最長的大國間沒有戰爭的時期。是美國的領導力幫助創建了該體系,而且美國的領導力長期以來對它的成功至關重要”。

有些嚴肅的學者卻拒絕簽字,他們的理由不僅在於這類公開聲明在政治上是徒勞的,還在於他們並不贊同“美國兩黨對‘自由主義霸權’的恪守和對其所依賴的‘美國領導力’的迷戀”這種說法。批評人士恰如其分地指出,1945年之後的美國秩序既不是全球性的,也不總是十分自由的。為之辯護的人則回應說,儘管這種秩序不完美,但它卻帶來空前的經濟增長,同時讓民主得以傳播。

這樣的辯論不太可能對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產生太大影響。他在就職演說中就宣稱,“從今天起,只會有‘美國第一’、‘美國第一’……我們將向世界其他國家尋求友誼和善意,但我們這樣做是出於這樣一種理解,那就是所有國家都有權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不過特朗普接著說,“我們並不打算把我們的生活方式強加給別人,而是要讓它成為一種榜樣”。他說的有道理。這種政策可謂“山巔之城”的傳統,有着悠久歷史。它不是純粹的孤立主義,而是在追求價值觀的過程中避免激進主義。美國的實力被認為是以“感召”為支柱,而不是以“行動”為支柱。例如,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在1821年獨立日發表的著名講話中就表示,美國“不會到國外去尋找怪獸來消滅。她是全人類自由和獨立的祝福者。她只是自己的戰士和守衛者”。

但有感召力的軟實力並不是美國外交政策中唯一的道德傳統,它同時還有干涉主義和十字軍東征的傳統。亞當斯的講話是為了對付一些人的政治壓力,他們希望美國代表的希臘愛國者出手干預,反抗奧斯曼帝國的壓迫。

這種傳統在20世紀佔了上風,當時伍德羅·威爾遜尋求的外交政策是保護民主國家的安全。20世紀中期,約翰·肯尼迪呼籲美國人保護多樣性的安全,但他也向越南派出1.7萬名美國軍事顧問。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先後捲入七次戰爭和軍事干涉,2006年入侵伊拉克後,小布殊發表了一份與特朗普截然相反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倡自由和全球民主國家共同體。

美國人經常認為自己的國家有特殊性,巴拉克·奧巴馬總統就形容自己是美國例外論的堅定支持者。有充分的建立在分析基礎之上的理由讓我們相信,如果最大的經濟體不帶頭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話,這種能讓所有人受益的產品就會出現生產不足。這是美國例外論的一個來源。

經濟規模讓美國有別於其他國家,但像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丹尼爾·杜德尼和波特蘭大學的傑弗里·梅瑟這樣的分析家卻認為,美國被人們廣泛認為具有例外性的核心原因,是它濃厚的自由主義特徵,以及它圍繞政治、經濟、社會自由的一種理想的人生願景。

當然,從一開始美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就有內在的矛盾,奴隸制是被寫入美國憲法的,而且美國人對如何通過外交政策推廣自由主義價值觀一直存在分歧。在杜德尼和梅瑟看來:

“對於某些美國人,特別是最近陶醉於權力與正義的新保守主義者來說,美國例外論是為侵略其他國家和強迫別國政府開的綠燈,是合法化的理由,是無視國際法和世界公眾輿論的萬能借口……而對另外的人來說,美國例外論代表着自由國際主義者對和平與自由世界的抱負,要實現這種抱負,不是靠主張美國有不受約束的權力和影響力,而是靠建立國際法和組織體系,通過減少國家之間的無政府狀態來保護國內自由。”
由於有兩大洋的庇護,以及與較弱的鄰國接壤,美國在19世紀得以集中大部分精力向西部擴張,並盡量避免捲入當時歐洲的權力之爭。亞當斯警告說,不然的話,“她的前額將不會閃耀自由與獨立的不懈光芒,而會很快被帝王的王冠取代,在虛偽和污濁中閃爍統治與權力的幽光”。
到20世紀初,美國已經取代英國,成為了世界最大經濟體。它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介入打破了權力的平衡。不過,到了20世紀30年代,許多美國人又開始認為對歐洲的干預是個錯誤,他們轉而接受孤立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哈里·杜魯門總統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人吸取教訓,承認美國已經不可能再成為內向的國家。
他們共同創建了一個擁有安全同盟、多邊機構和相對開放的經濟政策的體系,其構成是美國強權下的和平或“自由的國際秩序”。無論怎麼稱呼這一安排,70年來它一直得到美國外交政策的捍衛。今天,由於中國等大國的崛起和民主國家的新一輪民粹主義浪潮,該體系受到了質疑。2016年特朗普就利用了民粹主義,並成為第一個質疑戰後國際秩序的美國主要政黨的總統候選人。
特朗普之後的總統所面臨的問題是,美國能否成功處理其特殊角色的兩面性。下任總統能否在沒有軍事干預和十字軍式戰爭的情況下促進民主的價值觀?與此同時,他能否以非霸權主義的方式,帶領各國建設並且維護這個相互依存的世界所需要的組織機構?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The Two Sides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