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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到底有多重要?

2017-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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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從未有過像特朗普這樣的總統。他自戀、沒常性,缺少國際事務經驗。在外交政策上,他拿出的總是口號而不是戰略。有些總統,比如理乍得·尼克松,也同樣靠不住並帶有社會偏見,但尼克松在外交政策上有戰略眼光。其他人,如林登·約翰遜,雖然非常自負,但他擁有與國會和其他領導人共事的高超政治技巧。

未來歷史學家回顧特朗普的總統任期時,是會把它看成一次臨時失常,還是美國的世界角色出現的重大轉折呢?新聞記者們總是過於關注領導人的個性,因為這樣能寫出好文章。相反,社會科學家們則傾向於提出有關經濟增長和地理位置的廣義結構理論,來證明歷史的必然。

筆者寫過一本書,試圖通過查考一個世紀前“美國時代”建立過程中的重要轉折點,來檢視領導人的重要性,並推測如果總統被最有可能的競爭對手取代,又會發生怎樣的事情。在別的總統領導下,結構性力量還會導致美國領導全球的時代出現嗎?

20世紀初,西奧多·羅斯福是積極的領導人,但他的影響主要在於時機,經濟增長和地理才是強有力的決定性因素。伍德羅·威爾遜打破美國固守西半球的傳統,派美國軍隊前往歐洲參戰。但威爾遜帶來的更大變化在於他為孤注一擲加入“國聯”進行辯解時(他的固執起了相反作用)美國例外論道德基調的轉變。

至於弗蘭克林·羅斯福,結構性力量會不會讓由保守的孤立主義者領導的美國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至少是值得商榷的。顯然,羅斯福有關希特拉構成威脅的一整套說法,以及他有備而來地利用珍珠港這樣的事件,都是其中的關鍵因素。

1945年後,美蘇的兩極化結果確定了冷戰格局。但如果是亨利·華萊士當總統(本該如此,倘若1944年羅斯福沒有讓哈里·杜魯門頂替他當副總統的話),美國的反應方式就會不同。同樣,如果是羅伯特·塔夫特或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當總統,懷特·艾森豪威主持的相對順利整合起來的遏制體系就有可能遭到破壞。

上個世紀末,全球經濟變化的結構性力量導致蘇聯超級大國的衰落,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嘗試則加快了蘇聯的解體。然而就最終結果來說,羅納德·里根對國防力量的整固及其高明的談判手段,以及老布殊終結冷戰的管理技巧,這些也都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由別的總統來領導,美國便不會在20世紀末實現對全球的主宰,這種說法可信嗎?

也許,如果羅斯福沒當總統,而德國鞏固了它的實力,對上世紀40年代的國際體系來說,喬治·奧威爾幻想的衝突不斷的多極世界就會成為現實。也許,如果杜魯門沒當總統,而斯大林在歐洲和中東取得重大勝利,蘇聯帝國就會更強大,美蘇兩極就會持續更長時間。也許,如果艾森豪威爾或布殊沒當總統,其他領導人沒有成功避免戰爭,美國的優勢就會走歪(就像美國干涉越南時那樣)。

考慮到經濟規模和良好的地理位置,結構性力量很可能讓美國在20世紀擁有某種形式的主導地位。儘管如此,領導人的決策仍強烈影響着主導地位出現的時機及類型。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便結構性因素可以說明很多問題,但結構內部的領導力也會導致不同結果。如果歷史是一條河流,它的流向與流量由氣候和地形等巨大的結構性力量決定,那麼,人類的代表要麼是扒在順水漂流的木頭上的螞蟻,要麼是穿越激流躲避礁石的筏夫,偶爾傾覆,但不時會成功。

所以,領導力是重要的,但究竟有多重要呢?永遠不會有確切答案。 試圖通過對公司的研究或實驗室研究來衡量領導力效果的學者們,有時會視不同情況得出10%或15%這樣的數據。但在高度結構化的情形下,變化常常是線性的。而在非結構化情形下,如取消種族隔離後的南非,納爾遜·曼德拉變革性的領導力就產生了迥異的效果。

美國外交政策由制度和憲法構建,但外部危機可以營造一種環境,它更多地受到領導人選擇的影響,且不論這種選擇是好是壞。如果艾爾·戈爾在2000年的時候成為美國總統,美國很可能會對阿富汗開戰,而不是伊拉克。由於外交政策事件有社會科學家所謂的“路徑依賴”,領導人的選擇相對較小,即使初期有10-15%的影響,隨着時間推移也會出現截然不同的後果。就如羅伯特·弗羅斯特所寫的,林子里分出兩條路,選擇人跡稀少的那條,有時會讓一切改變。

最後,領導人的個性造成的風險也許並不是對稱的,它們給一個守成大國帶來的不同後果,也許多過新興大國。觸礁或引發戰爭會讓船沉掉。如果特朗普避免了一場大戰,如果他不再當選,未來的學者們在回顧他的總統任期時,或許只會把它當成美國歷史曲線上一個奇特的波動點。但這些不過是巨大的假設而已。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How Much Does Trump Matter?》(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