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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奧巴馬重返亞洲教訓的解讀和誤讀

2017-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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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看法值得警惕

對奧巴馬的“重返亞洲”戰略,已有很多中肯批評。例如,信息傳達方式拙劣;相較於宏大的目標,實現手段不足。不過一些大眾看法卻值得警惕。有種批評認為,奧巴馬向中國暴露了美國的弱點,因此“招致”中國的日趨獨斷專行,這種看法已被公認為主要教訓。

在中國眼中美國的政策究竟是軟弱還是強硬至關重要,因為這事關中國最近行為有多大程度是由美國行為所驅動的。出於對北京動機的不同理解,有的美國人將目前中國的行為解讀為對美國軟弱的反應,也有人將中國行為視為對美國強硬姿態的反應。可惜,很多這方面的討論都基於一些從未審慎評估的假設。

常見的分析認為,重返戰略之所以失敗,因為美國缺乏決心,因為該戰略原本就沒有意義,或者中國官員認為奧巴馬好對付。這些觀點傾向於結合一些主要假設:首先,中國領導人和美國對華鷹派一樣,認為重返戰略缺乏實質內容;其次,一方的軟弱會招致對手得寸進尺而非自鳴得意,這是“慕尼黑類比”的邏輯;第三,中國的行動(特別是海事方面)主要是為了和美國展開戰略競爭,而非是出於國內和地區因素考慮。

我們應當對這些假設報以警惕,尤其因為它們影響着我們對此後發生事情的解讀。錯誤的大眾看法具有危險的誤導性。這些與中國的感受相關的假設需要更慎重對待:社會學家發現人類普遍傾向於誤解他人觀點,誇大自己在他人決策中的影響力,並誤判自己給別人帶來的感受。綜合來看,這些因素可能為合理解讀中國和其他國家行為帶來麻煩。

如果不能意識到他國行為存在多種解讀的可能性,將導致錯誤制定對策。這是因為,國際事務觀察者再努力,也很難把對既定行為的解讀和背後的動機拆分。一旦我們建立了解讀模糊信息的框架,我們就很難再接受其他解釋。評估中國對重返戰略的看法將有利於這一討論,因為這會闡明其他假設,避免我們誤導性地收窄解讀思維。部分明智的美國人可能得出結論,有些對華政策應當更加堅定,但這種判斷不應當來自於奧巴馬及其政策被視為軟弱這一前提。

中國人對重返戰略的常見看法

中國人對重返戰略的看法並不相同,正如一位美國觀察家所說,中國人的初期反應大致在溫和批評和直率斥責美國試圖遏制中國這兩極之間。還有人觀察到,重返戰略“導致中國大陸精英和大眾不安全感和被威脅感上升”。與華盛頓對奧巴馬的批評不同,很多中國人認為美國軍事行動意義重大,他們密切關注美國和其他亞洲國家關係的發展,他們還認為美國在南海的政策發生了重大轉變。這種感受的形成還與一種更廣泛的認識有關,即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由邪惡動機驅動的,是為了在軍事上包圍中國並破壞其崛起。

這種中國人對美國大戰略的根深蒂固的認知,影響了對美國政策的解讀。很多中國人和美國分析人士注意到,中國有種流行觀點認為,美國外交政策是以進攻性新現實主義為宗旨,為了維持其對亞洲的霸權統治不惜犧牲中國利益。人們指責美國奉行“叢林法則”,追求“權力政治”,未能走出“冷戰思維”。即便是美國真的決心轉向綏靖或收縮政策,中國人對其解讀也需要對抗上述基本觀念。

一些重返政策還強化而非弱化了美國的上述形象。中國專家和學者經常將重返戰略視為美國強化其軍事行動。中國學者常稱,過去數年來美國的近距離監視活動頻次,以及美國海軍艦隻在中國近海的活動和聯合演習都有所增加。美國海軍航行自由行動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也是炫耀武力而非單純的行使合法權利。中國對重返戰略的討論也常常呼應五角大樓的表態,即美國和盟友的軍事技術質量近年來有所提高。雖然一些美國人看輕與澳大利亞和新加坡新簽署的協議,但中國分析人士卻視之為戰略質變,目的是要以新方式將美國嵌入本地區。

在外交界,常聽到中國學者專家聲稱美國在南海領土爭端上不再奉行中立政策。大多數人都會引用國務卿希拉里在2010年7月東盟地區論壇上的表態,她當時宣稱東亞的航行自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這被中國人視為美國壓力升級的信號。中國分析人士常指責美國慫恿菲律賓到常設仲裁法庭起訴中國,甚至設法影響了法庭裁決。

這些觀點中的很多顯然都是不準確的。一些是無心誤解,而另一些則很可能是虛偽說辭。但另一方面,一些中國人關於重返戰略的觀點也與部分美國學者不謀而合。有美國學者注意到,重返戰略中的一個元素是轉向同亞洲大陸國家建立更強紐帶,尤其是始於2010年的對越關係。還有人注意到,與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簽署的協議,對於提升亞洲盟友實力和合作的長期目標(即針對中國的外部制衡)至關重要。這種聚焦於三邊或多邊關係的轉向,旨在以“聯合防禦”的新觀念取代以美國為中心的“輪輻”安全合作模式。早在布殊政府時期,這一觀念就被認為有助於“勸止”中國挑戰現狀。在中國之外,很少有人相信美國強迫菲律賓利用法律訴訟對抗中國。不過一些美國人和其他國家人士猜測,美國2010年及此後的外交措施無意間鼓勵了盟友採取冒險行為。

誤讀的風險

由於誇大了慕尼黑邏輯在美中安全關係上的適用性,奧巴馬的批評者對其他因素髮揮作用的可能性視而不見。事實上,上文提及的大多數中國人的感受都意味着美國近期的安全姿態增加了中國的不安全感,也加深了他們對美國“圍堵”中國的長期看法。不能說因為中國本質上是一個不會改變的修正主義者,安全困境理論就不能適用於美中關係。不幸的是,保持開放心態相當困難。導致鷹派世界觀大行其道有觀念和制度上的原因,而且一些人懷疑人類有傾向於慕尼黑思維的偏見。

此外,奧巴馬的批評者默認中國的海上獨斷行為是美國軟弱“招致”的,他們這麼做有誇大美國對中國決策影響力之嫌。中國對南沙群島的野心,甚至實現海軍現代化的決心,並非主要受美中關係影響,而是由其國內政治領域迎合民族主義等考慮所驅動。中國的每個行為本質上都是對美國決心的考驗,這種錯誤的假設將引發不必要且適得其反的“零和遊戲”。這並不是說美國不應維護其自身、盟友以及國際社會在該地區的合法權益,但是政策調整應當著眼於實際利益,而非象徵性價值。

涉及中美關係的很多評論都包含一些預設性假設,這些假設會以難以察覺的方式影響我們對事件的解讀,甚至降低我們從其他角度思考問題的能力。鑒於在中國存在眾多關於美國戰略文化的誤解,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互諒互讓。我們對於對方行為的解讀方法和解釋手段應當更加微妙靈活、不拒斥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