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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羽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中國外交或將進入戰略艱難期

2017-01-12

如果將上一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外交劃分為若干發展階段,筆者認為,1982-2000年可以定位為戰略調整期;2001-2016年為戰略機遇期;而從2017年開始,中國外交或將進入戰略艱難期。

與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並開始實施改革與開放政策相適應,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報告中的國際部分闡述了中國外交的新理念和新戰略,實際上通過以下三個戰略轉變,使中國外交正式進入了一個戰略調整期。這三個戰略轉變是,由推進世界革命的外交向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向世界開放的外交轉變,由結盟外交向非結盟外交轉變,由意識形態外交向非意識形態外交轉變。在戰略調整期,中國徹底改變了與外部世界的緊張關係,包括與蘇聯軍事對抗關係的結束,與美國的關係由聯合抗蘇轉變成以經濟和科技合作為主,與周邊一系列國家關係正常化,所有這些不僅給改革中的中國提供了安全穩定的周邊環境,而且為中國實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大戰略的根本性轉變提供了最初的外部市場和投資支持,積累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最初物資基礎。

2001年開始的中國外交的戰略機遇期是由以下基本因素支撐的。首先,2001年9月爆發的“911”事件不僅改變了五個月以前中美撞機事件所造成的雙邊關係惡化趨勢,而且由於反恐戰略的現實和長期需要,以及由於持續推進北約東擴政策,支持烏克蘭橙色革命,以及加緊實施東歐反導計劃造成美俄關係嚴重惡化,小布殊政府在其八年執政期間基本上執行了不斷推進與擴大與中國在各領域合作的政策,特別是小布殊政府採取了明顯壓制台獨的政策。

其二,2001年12月中國正式加入WTO,為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外部市場支持。2001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為0.51萬億美元,2015年為3.96萬億。2015年出口總額 22765萬億美元,較2001年增加7.6倍,進口額16820萬億美元,增長了6倍。在此期間,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

其三,儘管2010年開始美國全球戰略重心的東移實質上將其國際競爭主要矛頭首次鎖定中國,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加強軍力和構建TPP經貿網絡構成了實施這一戰略的最主要兩翼,但需要指出,2008年以後美國經濟在低迷中徘徊限制了其“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實施力度。信仰全球化理念並奉行建制主義的以奧巴馬為代表的民主黨人,一方面在G20加強了與中國的合作,另一方面定期與中國舉行戰略與經濟對話,後者不僅切實取得了一系列實際成果,而且有效地緩和了雙邊關係的緊張度。因此,美國全球戰略重心東移的實施沒能真正終止中國外交的戰略機遇期。

但從2017年開始,中國外交或將進入戰略艱難期。第一,在繼續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戰略擠壓力度將空前加大。特朗普正式就任總統前的行為、言論和人事任命已經表明,該政府至少會在以下三方面加強對中國的戰略壓力。其一,破壞“一個中國”原則這一中美髮展雙邊關係以及各領域合作的基石,通過與台灣發展軍事關係和官方往來,為中國製造安全和外交麻煩,從而在美中戰略博弈中消耗中國的外交資源,分散中國的戰略關注力。其二, 在美中經貿關係中給中國製造各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加大貿易保護主義力度。宣布中國為外匯操縱國,從而損害美中金融合作。其三,謀求緩和美俄關係,至少是凍結美俄之間的矛盾烈度,集中國家資源牽制中國的發展。

第二,特朗普政權將更加傾向於以單邊主義和孤立主義的立場對待全球反恐和反核擴散問題,並以美國本土安全為視角,較少願意承擔國際責任,以節約財力。這使得美中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的必要性明顯收窄,從而減弱了美中關係惡化時的復原彈性。

第三,中國以往行之有效的出口驅動型經濟發展戰略難以為繼。這一方面是由於全球性的經濟不振和需求不足,更是由於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效應。而這必然導致中國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經濟競爭同時加劇,對外經濟摩擦會明顯增多。

第四,解決領土主權完整和國家統一問題的進一步推進,將加劇中國與周邊國家和有關國家的外交衝突和利益矛盾,中國外交將面對前所未有的複雜局勢,有關國家的對華敵視政策會進一步強化。

最後,作為中國國家對外經濟戰略重要內容的“一帶一路”計劃,如果繼續停留在目前的準備階段,就會逐步失去對沿線國家的吸引力。如果逐步在世界各地區進入實施階段,中國對外投資安全問題將隨之進入深水區,外交協調需求和困難將明顯增加。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標題採用“或將”進入戰略艱難期,是指上述諸因素繼續向壞的方向發展時出現的結果。不是必將進入戰略艱難期的理由是:

第一,反全球化的保護主義經濟政策未必能啟動美國經濟。中國經濟在全球衰退中增長率明顯下降的經驗表明,美國也難以獨善其身,加強國際經濟合作,包括恢復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可能是特朗普政權無法迴避的選擇。

第二,孤立主義的安全政策雖然能夠確保領土安全,但卻無法保證美國的全球利益。奧巴馬執政晚期“伊斯蘭國”等恐怖主義勢力的迅速崛起,是美國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後出現的。對美國政府來說,在反恐反核擴散這一國際社會需要長期努力的困難任務上,採取大國合作的政策才是最明智也是最經濟的選擇。

第三,由中美間巨大的經貿數字(兩國貿易總額佔美國實物貿易總額的15%左右)所表現出來的兩國間經濟的深度相互依存,將使特朗普對華制裁的經濟政策成為一把雙刃劍,迫使其改弦更張。

共和黨人的現實主義外交哲學以及出身商人的特朗普本人的務實精神,使下一屆美國政府強硬的對華政策存在着回調的可能,那時中國外交將處於一個艱難與機遇並存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