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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瑞傑龍 菲律賓外交關係委員會研究員

南海戰略的認知與錯誤認知

2016-09-26

近年來,南海成為東亞局勢和地區秩序的決定性要素。在開創性的《國際政治中的認知與錯誤認知》(1976)一書中,羅伯特·傑維斯詳細探討了錯誤認知的起因和後果、決策當中的認知錯誤(心理因素),以及意象(信念)的構成對於依照信息產生意圖或推論的重要性。沒有什麼比傑維斯的分析框架更適用於南海問題了,關於南海的尤其是中菲、中美之間的認知與錯誤認知,已經導致周期性的戰略與外交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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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2日,海牙常設仲裁法庭作出備受期待的裁決。在菲律賓看來這是“道義上的勝利”,而在中國眼裡它是“屈辱的苦果”。雖然也許海洋權利、權益和義務得到了澄清,但它的落實以及中國遵守這個裁決仍然是一個問題,因為中國始終堅持“四不”政策,即不參與、不承認、不接受、不執行。事實上,常設仲裁法庭裁決過後沒幾天,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就在南海群島和斯卡伯勒礁(黃岩島)進行了空中巡邏。幾個星期後,中國國防部宣布本月將在南海與俄羅斯舉行海上聯合軍演,並表示準備打一場“海上人民戰爭”。

另一方面,美國不斷表示它將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範圍內實施航行自由行動,而且中國應該遵守常設仲裁法庭的裁決。日本、澳大利亞等大國也敦促中國遵守這一裁決。顯然,這些非主權聲索國通過軍事力量演練、結盟、安全夥伴關係、發表官方外交聲明等方式介入南海事務,說明仲裁之後的局面已超出法律範疇,只是地緣政治、地緣戰略、霸權政治(強權政治)等更廣泛競爭態勢的一個副產品。

兩個層面的爭端

南海爭端有兩個層面。第一,是中國與東盟聲索國對主權和管轄權的爭奪。第二,是美國和中國在干預角色上的大國衝突,以及兩國對航行自由行動和國際法的不同解釋。在這兩層情況下,“戰略性道德主義”,或者海倫·湯普森所說的“自我正義判斷的衝突”起了重要作用,它導致事實被反事實反駁,歷史性權利被法律權利反駁。這也是為什麼國際間的爭奪不休不止。但同時也存在補救衝突和解決爭端的方法,它指向不同的政策取向和兩分法思維。比如,對一方來說是穩定、合法、化解爭端、建設性的東西,對另一方卻可能是不穩定、不合法、製造麻煩、有破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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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困境

對彼此在南海的行動和意圖缺乏清楚了解這一事實,就意味着在認知方面出現了問題,它產生了認識上的鴻溝,或者說錯誤的認知。錯誤認知可以定義為對另一方的認識不準確、負面、有缺陷、有誤解,它是被信息的不足、誤導、過度或誇大其辭所引致或放大的。政策行動和政策選擇總是高度依賴於認知或錯誤認知,因此從邏輯上說,正是錯誤認知或矛盾的自我認知導致了誤入歧途的政策行動,導致了反應過度、誤判和意料之外的後果。

對認知衝突的最好解釋,莫過於對比中國對自身行為和菲美戰略合作的看法,對比菲美兩國對自我安全定位的共同詮釋和中國在南海日益增多的海上軍事行動。對中國而言,不存在所謂的擴張行為,因為自古以來它就對南海有不可爭辯的主權,而且它從民用和防衛名義角度看待自己的填海擴島行為。

對菲律賓,中國的幾個負面看法是:美國的走狗,與美國一唱一和;與美日在安全問題上結盟的目的是遏制中國,並製造了騷擾、麻煩和挑釁;提起仲裁使南海問題“國際化”,糾結東盟發表聯合聲明,都是為了“點名羞辱”中國。而作為另一方的菲律賓則認為,它的領土主張、權利和利益是在國際法的保證之下,與美日安全結盟的目的是阻止中國的侵略。菲律賓還認為,訴諸第三方仲裁是為了和平解決爭端、推進法治、與中國在平等的地位上相處。對中國,菲律賓也有各種充滿敵意的認知:自大而貪婪的國家;是美國在亞洲軍事存在的原因;增加軍力構成了威脅,這種威脅不可能與南海問題無關;新的填海造地島嶼將被用於實現軍事目的。

緊張與動蕩升級

所有權和管轄權爭端的源頭,與緊張和不穩定的源頭是不同的。在認知與錯誤認知背景下,不穩定的因由來自於行動、反應、反制、緊張、緊張升級。主要有四個因素促成不穩定和緊張加劇:1、所有權;2、民族主義;3、安全困境;4、戰略互疑。第一,沒有人願意失去假設或事實上他(她)是合法主人的財產。因此自然而然的認知就是,對方(在未經同意情況下)做什麼都是不公正、不合法、有威脅的,是對地域管轄權(國家主權)和疆域版圖(領土完整)的侵犯。這就產生一種“我們對他們”的心態,其結果是,一方越是更大聲、更着力地維護其領土主張,在另一方看來就越是充滿敵意並讓人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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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國家所有權不可能與民族主義相分離。民族主義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神聖的,代表着對國家的愛和勇氣。所有權與民族主義的結合,按人類學家羅伯特·阿德利的話來說,就是一種“領土本能”,也就是說人民和國家“會動物本能一般誓死捍衛領土”。恰如某分析人士所說:“任何國家的公民在相信自己共襄盛舉,相信已是人非的時候,都會有所行動。”這並沒有離開羅伯特·傑維斯所說的“認知”或“認知偏見”。在傑維斯看來,人們總是傾向于堅守不變條件下的認知,因而很難作出改變。這也意味着相對於他國來說,人們會先相信自己國家或盟國的說法(因為有類似的價值觀和原則立場)。錯誤認知加上民族主義,助長人們的情緒和民族主義激情,導致人們要求政府採取更強有力的行動,作出更強有力的回應。一旦這種衝動成為主流,溫和的、鴿派的、和解的舉動就會被看成是軟弱、怯懦和不忠。結果就是,咨商制度、政策協商模式和政策的選擇制定受制於公眾和媒體的壓力。而反過來,政府也會號召人民加強國家團結,提供更加堅定的國內支持。

第三,對任何國家來說,捍衛領土或維護國家利益的願望,都會促使它採取措施確保戰略優勢,這不單指武器,也指通過佔有有利的地理位置接近、控制、預置戰略資產和資源。但在受威脅國家的進攻認知下,這種安全姿態卻給另一方帶來不安全感,進而導致安全競爭的惡性循環。

最後,造成緊張與不穩定加劇的,是國際體系的固有屬性,即國家永遠不可能很好地理解彼此的計劃和意圖,這也是為什麼總是存在結構性制約,讓各國猜忌、彼此害怕、在意實力的相對配置和權力的平衡。例如,中國對其周邊的美國領導的安全聯盟感到擔心,而菲律賓害怕中國背棄雙邊協議,訴諸武力維護海洋主權。

小國的外交政策行為與平衡邏輯

即時環境和既有實力塑造並決定着國家的政策選擇。要去除中國對菲律賓的錯誤認知,重要的是通過理論和結構要點的分析,關注小國固有的對外政策行為。羅伯特·羅斯坦在1977年的時候指出,小國“靠一己之力無法獲得安全,必須從根本上依賴其他的國家、機制、進程和發展的援助”。換句話說,小國主要採用的是外交手段和法律、制度、道義途徑,而不是硬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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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硬實力來說,平衡是自然而然的做法。在斯蒂芬·沃爾特看來,平衡就是“聯合他國一起對抗眼前的威脅”。換種說法就是,平衡是通過與受援國結盟來對抗形成威脅的國家,它可以增強實施平衡國家的戰略與威懾能力。平衡認知推動着平衡戰略,而平衡認知是由權力的不對稱塑造的,這也是為什麼國家“體量”在國際政治中至關重要。而且,平衡戰略是地緣政治中的古老把戲,歷史上這方面有過無數的先例。上世紀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不久,中共就與國民黨搞平衡,組成統一戰線來對抗日本“皇軍”的壓倒性實力。

上世紀60年代冷戰期間,因為害怕美軍大規模登陸襲擊,古巴部署了蘇聯中程導彈(SS-4 Sandal和R-14 Chusovaya)。同期,中國為對抗美國倒向蘇聯,中蘇關係惡化後,中國為抗衡蘇聯又與美國接近。 最近,在P5+1核問題談判中,伊朗也顯然尋求俄羅斯和中國的外交和政治支持。

換句話說,隊列和聯盟意味着通過交互、共通和利益的聚合獲得安全感。不過要明白,平衡和遏制是兩個概念,遏制是進攻性的,而平衡是防守性的。但平衡戰略可能因既得利益或隱秘的動機而惡化,特別對輔從國來說。明顯地,菲律賓和中國之間的力量不平衡和力量對比差異暴露了菲律賓的脆弱,作為小國它能力有限,行動自由受縛,這就是菲律賓要把南海問題國際化,要向盟國和夥伴國尋求外交、政治和軍事支持的理論依據。正如羅伯特·羅斯所指出的,中國的任何鄰國都無法單方面制衡中國。

解決認知與錯誤認知

為糾正各方在南海問題上盲目性的錯誤認知,涉及兩個爭端層面的各方都應該理解彼此所作所為的理論依據,在互來互往中保持一種點到即止的心態。

在菲律賓方面,有三個問題必須得到解決:1、中國威脅的源頭;2、菲美聯盟的立論;3、美國和菲律賓的獨特和獨立角色。首先對菲律賓來說,“中國威脅”和媒體的鼓噪有若干原因:菲律賓的小補給船遭到更大的中國船隻攔截;中國海岸警衛隊向菲律賓漁民噴射“高壓水炮”;中國外交部或國家媒體發表措施強硬的聲明;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南海的調動。本質上,以上這些事件的積累,也意味着菲律賓對中國威脅認知的積累。相應地,如果菲律賓不能讓自己的漁民在斯卡伯勒礁(黃岩島)捕魚,如果它的民用補給船在向南沙群島的菲占島礁提供補給時受阻,菲律賓就會失面子。至於菲律賓與美國結盟,需要搞清楚的是這裡面除了有平衡考量,還在於後者巧妙地說服前者同意若干安全上的安排。畢竟,國際關係也是一場“影響力遊戲”,這也是為什麼菲律賓的外交政策軌跡永遠在受中國的所作所為和美國的戰略運籌的影響。

其次,菲美聯盟的建立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初衷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每十年要舉行一次大閱兵。同樣,作為防務條約的一部分,美國有條約義務保衛受攻擊的盟國,當盟國受到威脅時,美國有道義責任提供援助,否則會讓人們對美國主導的聯盟喪失信心。這也是為什麼在領土爭端問題上偏袒是一回事,幫助受攻擊或受武力威脅的盟國是另一回事。

再次,中國應當了解,它與美國的問題和它與菲律賓的問題是不同的,因為菲律賓和美國是兩個獨立而獨特的主權國家:美國是超級大國,菲律賓是小國。如果中國打算對美國發出信號,它就必須考慮這種信號對越南、菲律賓這樣的地區小國的影響。中國也不應該認為美國是“萬惡之源”,因為如果一直保持這種心態的話,雙邊會談的邀請對象就應該是美國,而不是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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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應在宏觀、微觀兩個層面去了解中國。在微觀層面,如果在國內觀眾面前完全放棄南海主權的歷史依據,中國就會失掉面子和政治資本。在宏觀層面,把中國看成另一個傳統帝國或上升的霸主為時尚早,中國在非軍事性國家實力的各個方面的日益高調,這讓它處在了多邊合作夥伴關係和跨地區多邊倡議的中心位置。菲律賓必須意識到,中國有權崛起,有權增加軍事預算並提升自己的軍事力量(包括發展自己的航母和隱形戰機),有權與俄羅斯這樣的國家進行聯合巡航並開展軍事演習,因為它是一個主權國家。而且,中國的崛起並不必然意味着它是一個威脅,不應該用單一問題來定義整個菲中關係。從三邊關係看,菲律賓應該體諒中國對美國的敏感,中國應體諒菲律賓對它的敏感,美國應該體諒中國對自己的敏感。

避免中菲關係大倒退

對於處在爭議核心位置的國家來說,重要的是把錯誤認知或對抗性認知轉變為積極的互動,以避免步入負向的螺旋式下滑。這可以從兩方面入手。第一,通過互相妥協給對方面子,緩和緊張與不穩定。第二,利用雙方管理體制的多樣性全面推進菲中關係。第一個措施,是要在決定就更敏感的主權相關問題進行磋商前確定適當前提。為緩和緊張局勢,政策行動必須以相互讓步和避免衝突為目的。實現這一點的最簡單辦法,就是雙方達成功能性一致,認可在斯卡伯勒礁(黃岩島)的捕魚權是雙方共同的海上優先關切,因為常設仲裁法庭已經裁定這一地區對菲中兩國來說都是傳統的捕魚區。另外一個措施就是,菲律賓民用補給船應該有權為南沙群島的菲占島礁提供補給。

同時,雙方還應確保爭議地區的非軍事化,避免使用對抗性言辭,不在公開場合踩對方紅線讓對方丟面子。其次,菲中兩國必須努力發展符合實現“命運共同體”,符合構建讓國家利益與地區公共品和平、繁榮、穩定相處的整體雙邊關係。兩國可以充分利用現有的正式或非正式雙邊機制,這些機制類似於中馬戰略磋商會議、中越雙邊合作指導委員會、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等。此外,兩國還應建立海上安全框架,通過漁業的可持續管理、保護海洋生態、共管航行自由與安全、協調海上安全行動,來加強兩國的海上夥伴關係。必須指出,如果沒有誠意和持久的承諾來維護雙方達成的雙邊共識的話,僅僅靠對話和機制是不足以成事的。

(本文改編自作者7月在馬尼拉“雙邊研討對話會”上發表的《超越衝突:中菲關係的未來》。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與供職機構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