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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崔立如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前院長

管理戰略競爭:中美關係新格局的挑戰

2016-06-16

當前,中美在南海的對峙所引起的關注,已經超過人們對中菲和中越之間領土爭端的關注。這一形勢發展大概出乎很多人的預料。中美在南海的軍事互動已成為媒體和各方輿論關注的焦點。然而,中美戰略界人士由此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是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

南海問題與中美關係新格局

美國公然以軍事行動的方式介入南海問題,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決策。即使我們仍把中美在南海的軍事行動作為一種局部發展,其戰略含義卻是不容置疑的:它折射出競合交織的中美關係中,作為戰略對手一面在亞太地區明顯強化的競爭態勢。這是令人擔憂的發展。

中美關係的特殊複雜性源於這樣一個事實,這是兩個擁有巨大含量、存在巨大差異、又發展了密切聯繫的國家。這是認識轉變時期的中美關係,尤其是雙方間的重大分歧,一刻都不能忘記的大背景。

所謂中美關係正在經歷的歷史性轉變,包括中美關係格局和更大範圍的國際格局的變化。這裡講的格局變化,有兩層含義:一是力量對比的變化,二是國家關係形態的改變。當前中美關係的大形勢,是這兩個層面變化交織發生作用的結果。中國崛起導致中美力量對比發生改變,而中國崛起又是在深度融入世界、積极參与全球化進程中發生的,其最重要的結果之一是,中美成為最大的利益攸關方。因此,中美關係新的格局是,雙方的互動在競爭與合作兩條線上並行推進,一方面是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另一方面又是相互需要的重要合作夥伴。這是歷史上從未有的過的大國關係格局。對北京和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如何認識這一新格局的複雜含義,對中美關係的戰略走向至關重要。

毋庸諱言,在新的格局中,中美兩國的競爭性變得突出起來。近年來,中美戰略競爭的態勢在東亞地區的發展最引人矚目。目前的發展趨勢是,美國對華戰略制衡的一面在擴大,節奏在加快,突出表現為美軍在南海的活動。這似乎意味着,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進入新的實施階段,開始具有對中國實施區域遏制的味道。與此同時,我們看到一個危險的傾向:五角大樓在南海的行動不斷升級,一些軍方高官的言論且越來越具挑釁性。這一突出的表象是否意味着美對華戰略新的變化,還需要進一步觀察。但華盛頓的一些圈內人士明確表示,美已決定要採取更加公開、高調、指向更為明確的綜合措施,來“抵制”所謂中國要“改變現狀”的行動。顯然,所謂關注“航行自由”只是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美國介入的真正意圖,是把南海問題作為抓手,藉此宣示美國決心維護其在亞太地區“當仁不讓的主導地位”。

南海局勢演變的實質含義是,中國維護自身安全和發展利益與美國的霸權發生碰撞。美國以亞太地區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自居,日益將崛起的中國視為必然的挑戰者加以防範和制衡,是中美在亞太地區戰略競爭加劇的主要原因。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若按此道走下去,會使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趨向固化,兩國關係最終恐怕真要跌入“修昔底德陷阱”。

結構性矛盾問題

“結構性矛盾凸顯”是當前人們對中美關係緊張加劇的重要解析方式。所謂“結構性矛盾”就是基本矛盾。

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包含了兩個層面的問題。在一個層面,其實質問題是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產生的分歧。制度差異產生的基本矛盾在過去長時期內沒有成為中美關係的主導方面,但作為雙邊關係結構性問題則持續而深刻地存在着,並不時在一些敏感問題上或時間節點發生作用,製造政治議題。

在後一層面,即國際結構層面,近些年來,中美之間日益形成互為主要戰略對手的矛盾關係。中美結構性矛盾的現實主義理論表述是,一個作為主要崛起大國,另一個作為主要守成大國,這種力量結構必然形成互為主要對手關係。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崛起的一方勢必要取代守成的一方,而守成一方則要拼力維護既得利益。據說以往的歷史表明,這是國際政治屬性所決定的規律。也曾有例外,如在20世紀發生的美國取代英國的霸主地位是以和平方式完成的,但這是在兩個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類同的國家之間。所以,中美之間結構性矛盾是雙重的,既有重大差異性帶來的問題,又有大國競爭帶來的問題。這是兩國關係發展必須面對的基本現實。

然而,必須注意到,基於現實主義理論的結構性矛盾分析存在根本性缺陷:它未能充分關注國家間經濟相互依賴的重大發展,忽視了國內因素在新關係格局中明顯增強的作用,因而未能動態地說明中美關係的新變化,更不能涵蓋中美關係新格局的多面性。過分強調結構性矛盾,尤其是以此來主導政策思考,會放大雙方的分歧,加重消極的情緒,助長對抗的傾向,給中美關係改善造成更大的困難。

 米氏理論的危險性

米爾斯海默的經典著作《大國政治的悲劇》論證的就是,“安全困境”是大國之間不可避免的結構性問題。他得出的結論是,對大國而言,爭奪霸權是追求安全的最佳選擇。他進而推論,這也是中國崛起的必然目標,因此美中之間的對抗在所難免。他據此鼓吹美國需要對中國進行冷戰式的全面遏制。米氏解讀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洲”,稱其一整套戰略措施就是圍繞對華遏制而展開的,但卻要用自由主義話語來掩蓋現實主義行動。由於米氏在國關理論界的權威地位,在中美兩國的學術圈和外交界都造成不小的負面影響。無論米氏本人的意圖如何,他的理論和主張實際上是為美國推行強權政策和維護霸權地位提供依據,因而受到美國戰略界強硬派的青睞。事實上,國際關係理論從來都是為國家外交政策服務的。現實主義理論成為國關理論顯學,正是迎合了美國20世紀崛起為世界頭號強權的需求,為其在國際關係上奉行強權政治提供理論上的支持。這是米氏理論對現實政策影響所包含的“悲劇”因素。今天這種悲劇因素正在對中美關係產生着令人擔憂的影響。

中美新的關係格局是由多種動力學共同作用的複雜矛盾體。簡單化地圖解中美關係的變化成為近些年突出的問題。雙方有太多的專家將中美間的分歧和緊張,以好萊塢大片的方式解讀為兩國力量對比變化造成結構性矛盾上升所致。這導致在中美兩國對應的“威脅論” 相互印證。在美國突出表現為:講“中國崛起”就意味“挑戰美國領導地位”,“威脅美國安全利益”,“搶走美國人的工作崗位”等等,差不多成了“中國威脅”的同義語;另一方面是,專家、學者和智庫不斷發表論文、研究報告,論證美國沒有衰落,依然擁有最強大的經濟、科技、軍事、教育和創新能力,美國必須永遠保持頭號強國地位和在亞洲的主導地位,決不允許中國的挑戰得逞。

在中國的表現則是:斷言美國的衰落已顯而易見,日益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因擔心中國取代其地位而開始全面遏制中國的發展,宣揚中國威脅論,挑動周邊國家給中國製造麻煩,搞亞洲小北約圍堵中國,陰謀製造中國的金融危機,對華新冷戰已經開始。

值得玩味的是,我們發現,在“中國威脅論”的語境中,美國方面更多地表現出焦慮感的加劇;而在“美國威脅論”的語境中,中國方面更多地表現出自信心的增強。實際上,美國人的焦慮主要來自身的經濟、政治、社會和外交問題,以及對未來的困惑和不安全感上升。問題是,這種焦慮何以與中國崛起產生關聯,以致讓其扮演某種替罪羊的角色?在這裡,宣傳上簡單而片面的因果聯繫和利益集團的政治操縱起了作用。

實際上,對華遏制論的鼓吹者所依仗的,主要是美國擁有強大的軍事優勢。這也是冷戰的陰影始終在某些角落徘徊的重要原因。可見,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鼓吹對中國進行全面遏制,在美國並非全然沒有政治基礎。我們可以設想以下情景:兩國內部的困難大大加劇,形勢惡化到一定程度,中美之間敏感領域擦槍走火,或突發事件導致誤判,出現對抗局勢,美國重啟冷戰,兩國關係進入“大國悲劇”自我實現的軌道。當然,目前看來這還是假設,但中美雙方都要認識到這種可能性的存在,共同努力防止米氏理論和政策主張的“悲劇”因素,在一定條件下成為現實的禍害。

美國軍事霸權問題

顯然,中美兩國對新的關係格局的認識存在重大差異。這是短期內無法改變的現實。當前重要的問題是,雙方如何共同努力確保中美關係不偏離正確的發展方向,在變化所帶來的複雜形勢面前,不迷失符合雙方根本利益的合作目標。

現在美國,以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關係解讀中美關係新格局成為一種潮流,成為美國主導的戰略思想。應對所謂來自中國的挑戰在美國當下的總統競選活動中已成為流行的政治口號。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演進中的軍事色彩越來越濃。

當前南海的局勢,讓人似乎感到美國軍事霸權躁動的風吹草動。希望這是一種錯覺。然而,我們應當記取歷史上的教訓。常識和經驗都告訴我們,如同絕對權力所包含的危險,擁有強大的、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就始終伴隨着一種危險——即使用的這種力量的誘惑。在兩種情況下,軍事霸權衝動的魔鬼可能衝破制約它的籠子:一是對自己的實力過分自信,同時又低估了對手的能力和決心;第二種情況是對追求絕對安全的偏執與政治、戰略上的焦慮加劇發生化學反應。當前的美國,這兩方面的因素都是存在的。在南海問題上,美國軍方有些人似乎覺得,可以依仗自己的軍事優勢來逼迫中國就範,這是極其危險的想法。在事關領土主權問題上,中國必須堅定地維護自己的利益,面對美國強權的壓迫,政治上更沒有退讓的餘地。美國軍方如要鋌而走險,將勢必讓自己陷入一場代價高昂的對抗。這是中美雙方都不想看到的情況。

新型大國關係

求同存異是中美歷屆政府長期遵循的一條行之有效的重要原則。即使當前的結構性矛盾具有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競爭的特點,求同存異的原則依然是不能丟棄的可貴遺產。如今我們已經跨入21世紀,變化了的中美關係格局中實際上已包涵一些有利條件,使我們有可能比以往的求同存異方式再向前邁進一步。中方提出中美共同致力於建設一種新型的大國關係,就是朝着這一方向做出的努力。中方提出的三條原則意見,美方對其可能涉及的現實問題持有保留。在現實中美關係所面臨的問題中,中方所認定的核心利益難免與美方要維護的既得利益發生衝突,中國要求的相互尊重原則會在某種情況下與美國的霸權地位發生衝突。對此我們既不能迴避,又要採取務實的態度。

國際關係的發展大趨勢表明,或是主動或是被迫,美國最終是要改變其霸權政策的。美國的霸權地位是否能夠長期保持,將取決於兩方面因素的發展。一是維持霸權的代價,二是放棄霸權的好處。美國要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抽身,奧巴馬政府決定美國地面部隊不介入敘利亞戰事,就是認為代價太大,得不償失。世界進入多極時代,美國霸權面臨的挑戰是多方面的,中美關係只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可以認為,只要享有霸權的好處仍然超過維護霸權的代價,美國就不會主動放棄自己的霸權地位。

對於中國,堅持和平崛起的道路就意味着,要在一定的條件下與美國霸權和平相處。在中國提出的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三條原則意見當中,“不對抗”成為雙方基本共識,道理也在這裡。同樣的邏輯,“合作共贏”作為原則意見,需要雙方逐步探索實踐的路徑和方式,而作為一種總體關係目標,則是一個未來的理想目標。

最近,在博鰲論壇上基辛格先生再次指出,中美關係是一種特殊的關係,只是一定程度上符合“修昔底德陷阱”所指崛起大國與守城大國關係特徵。而“修昔底德陷阱”的具體概念所要求的那種國際關係背景,在當今的中美關係之間並不存在。中國沒有意圖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的一個超級大國。對國際政治秩序來說,中美合作至關重要。他進而提出,“上海公報的精神也可以適用於南中國海問題”。他認為,需要做的是在短期的具體策略和長期的戰略目標之間,找到一些合作領域。這與新型大國關係的基本精神是契合的。

中方倡議的意圖就是,針對所謂中美關係因中國崛起的挑戰而面臨“修昔底德陷阱”的論調,表明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的強國之路,相信在新的歷史背景下,中美能夠發展長期和平共處的國家關係。“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是典型的中國特色,以顯示政治上的真誠願望和巨大決心。提出這一概念的邏輯是:中國堅定不移走以和平發展方式實現國家富強的道路,這已有過往幾十年的發展歷程為證;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崇尚和而不同的哲學理念,當代外交始終堅持和平共處原則;中美之間日益形成廣泛深入的利益捆綁關係,對抗不符合兩家的根本利益;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以及應對21世紀的全球挑戰都需要中美合作。所有這些與曾經發生的大國對抗的歷史,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中美兩大國應該而且能夠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超越結構性矛盾造成的分歧,共同建構一種以和平共處為目標的新型關係。

當前,我們面臨的突出挑戰是,如何對待歷史轉變時期國際格局和大國關係演變帶來的前所未有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對中美關係而言,堅定正確的宏觀把握至關重要。處理當下的戰略問題,敏感問題,都需要與中美關係的長遠發展聯繫起來考慮。雙方有必要對新時期彼此間的戰略競爭採取某種“宏觀管理”。 除了加強軍事領域的風險管控,現在更需要一個面向未來的關係發展的穩定框架。 同時,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已成為涉及亞太地區秩序的重要問題。未來的中美關係框架需要與共同建構亞太地區秩序形成關聯,即將政治上確立在本地區尋求和平共處的目標,作為建構新型關係的重要內容。這是中美髮展合作利益應當著眼的大處,也是兩國對亞太地區和平、穩定與發展應盡的歷史責任。

毫無疑問,合作建構未來地區秩序必須基於既存的現實關係。然而,處在歷史的拐點的中美雙方,更需要展現超越性思維和體現時代精神的政治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