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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危機類比

202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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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控制COVID-19大流行的經濟和金融後果,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從早前的危機當中尋找先例和救濟辦法。很多人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當作最有相關性的例子,尤其是在美聯儲3月15日宣布採取非常規貨幣政策操作之後。但這會是一個不幸的錯誤。

11年前有用的做法在今天是行不通的。COVID-19大流行是全球金融危機的鏡像,相關政策響應必須對症下藥。

首先,全球金融危機是給實體經濟帶來嚴重損失的一場金融衝擊,而COVID-19則是一場公共衛生危機。嚴厲的遏制措施,如封城、交通禁令和限制公眾集會,這些對實體經濟產生衝擊,給企業、工人和金融領域帶來災難性後果。

全球金融危機時期,美聯儲採取前所未有的行動,既恰當又果斷地應對了震蕩的主要源由——對金融系統的毀滅性打擊。但在COVID-19危機中,美聯儲無法扮演同樣的角色,因為它所應對的是二次衝擊,是實體經濟受到首次衝擊後的後續金融反應。

對於處理COVID-19危機,我們反而必須看到,美聯儲出手固然有必要,但還不夠。至少,它只是一個微妙的角色。

危機關頭,美聯儲的決策必須始終慎之又慎。隨着危機加劇,它的日子肯定是不好過的。然而,在舉行政策例會的前兩天,美聯儲於3月15日(周日)罕見地宣布採取緊急行動。此舉傳遞出的緊迫感無疑加劇了投資者的恐慌,使流動性危機迫在眉睫的流言四起。當然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如果美聯儲再等幾天的話是不是更明智。

但這個插曲突顯出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那就是,我們已經變得過於依賴貨幣政策去解決困擾世界的所有問題。美聯儲周日突襲後的幾天里,金融市場的大屠殺傳達了一個強烈的信息:2008年末和2009年初為市場暴跌有效墊底的央行“火箭筒”非但不是解決公共衛生危機的正確武器,可悲的是,它如今還缺少實際的彈藥。

當然,一直以來這都是一大風險。全球金融危機後,政策性利率從未正常,因此在應對下一次在所難免的衝擊時,各國銀行的選擇有限。我們一次次發現,下一次衝擊永遠與上次不同,但我們總是專註於按照上次危機的情況重新設計政策、法規和經濟結構,這使我們可悲地對即將到來的危機毫無準備。

只有解決危機的根源,才能遏制危機。在COVID-19大流行中,重點必須是遏制病毒。這需要採取迅速而有創造性的行動,首先是把重點放在公共衛生基礎設施上,放在遏制和緩解COVID-19的科學研究上。

一些人用戰時作類比,以此強調當前政策響應所需要的力度和規模。雖然適用,但它的假設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共識,而政治共識在當前兩極分化的環境下是非常缺乏的。可惜,國內兩極分化、國家保護主義和全球分裂的疊加,更讓我們難以團結起來共同應對一個全球性問題。

與以往一樣,當危機過去後,對於我們怎樣陷入了這場混亂,人們會深刻反省,其中無疑包括重新評估窮國和富國曾經以為是經濟萬能葯的全球化。承蒙世界貿易的急劇擴大,和隨之而來的全球價值鏈大發展,相對貧窮的發展中經濟體作為生產者,可以通過減少貧困和提高生活水平受益,而發達國家作為消費者,可能通過買到更便宜的商品(以及越來越多更便宜的服務)而受益。正是這種“雙贏”讓人們接受了全球化。

但是,全球化也使相互依存的世界不幸痴迷於單純的經濟增速:增長越快,生產者和消費者“贏”的就越多。遺憾的是,它忽視了增長的質量。如今急需的不僅僅是疾病控制和公共衛生基礎設施投資(COVID-19危機使之顯露無遺),而且還急需環保投資,雖然氣候變化的證據同樣顯而易見。

全球金融危機的腳本,是為一個在經濟增長數量上受威脅的世界而設計的,但對一個在增長質量上有缺陷而受到衝擊的世界,它提供不了答案。貨幣財政政策可以緩解金融市場和受重創的企業、群體的短期困難,但它們解決不了控制和緩解疾病的當務之急。

重啟全球增長引擎的最好辦法,是壓平各國和全世界的COVID-19感染曲線,這是人們的廣泛共識。此次危機中的決策者必須高度關注這一點,而不是關註上次危機的貨幣財政政策模板。歷史證明了當代世界經濟在負面衝擊過後的恢復力,這為自生的反彈提供了希望,但那只有在控制住COVID-19疫情之後才能實現。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The False Crisis Comparison”(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