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簡體繁體
【熱點話題】:美國大選 中美關係 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 脫鉤
中文英文中英對照
  • 齊思源 清華大學「一帶一路」戰略研究院訪問學者

貿易戰容易打贏嗎?

2018-03-16
S1.jpg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貿易戰很好,容易贏。”

習近平主席的高級經濟顧問、中國未來的經濟沙皇劉鶴:“在公共政策空間被擠壓得很小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政府所採取的民粹主義政策通常是危機的推手。”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認為,“特朗普與中國的終極博弈將是貿易領域的懦夫遊戲,而最終問題是誰先眨眼”。這一點沒有改變。3月初特朗普總統傲慢出牌,動用了授權總統以國家安全為由徵收關稅的美國《貿易法》第232條,在歐洲和亞洲產生巨大反響。隨着全球主義者和遭另類右翼鄙視的華爾街代言人加里·科恩從白宮辭職,特朗普比他早先發的推特更加變本加厲,聲稱中國對美國有巨額貿易逆差,美國實際上能打贏這場貿易戰。但是,貿易戰會輕而易舉打贏嗎?特朗普真的有意願並且有本事把與北京的衝突升級為一場全面的貿易戰,並指望北京遲早會認輸嗎?此外,貿易戰能有效地促使北京接受更為互惠的貿易關係,從而開啟中國與先進的西方工業產品直接競爭的新時代嗎?

有三個戰略要因,是評估當前中美間貿易力量態勢和特朗普能否兌現其威脅的決定性因素,它們是經濟能力、戰略決斷和戰略性貿易聯盟。前一個代表着物質能力,後兩個代表戰略決心和運作頭腦。

能力評估可以通過一國經濟相對於全球GDP的規模、它的貿易依賴度(也稱貿易開放度)以及它與主要競爭對手的雙邊貿易平衡狀況來進行。一個不特別依賴貿易並與主要貿易夥伴存在逆差的大國,更有資格升級和主導貿易衝突,從而有可能在早期贏得對手的讓步,同時其他一切保持不變。這一重要象徵,似乎是作為成功商人和《交易的藝術》一書作者的特朗普先生所期待的。的確,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經濟體,它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是GDP的26.5%,而中國是37.1%。2017年,美方的雙邊貿易逆差達到2760億美元歷史高位。雖然如此,美國的優勢卻不像看上去那麼足夠。在1971年的尼克松衝擊和1985年的廣場協議中,美國迫使歐洲人和日本人在貨幣及貿易問題上做出讓步。與之不同的是,和廣場協議時的日本與美國或尼克松衝擊相比,今天中國經濟與美國經濟的差距要小得多。同時,北京是比日本和西歐國家更獨立的全球參與者,當年日歐完全是依賴美國的核保護傘使它們免受蘇聯的威脅。

但在談判和變化不定的戰略互動中,物質能力不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戰略決斷也至關重要,而這正是特朗普的自信心受挫的地方。由於習近平正式成為“終身皇帝”,而且黨管理着國家機器,中國的政治策略和對美國關稅的報復將具有極強針對性。在美國中期選舉的忙亂時期,北京將把目標對準美國搖擺州的出口,破壞共和黨在參眾兩院贏得多數的機會。這將給特朗普先生帶來毀滅性打擊,他甚至有可能被民主黨控制的國會起訴。如果說,歐盟在2001年美國加征鋼鐵關稅時成功地讓小布殊政府受到沉重打擊,那麼中國極有可能仿效這種做法。特朗普先生最大的希望就是,美國在有關中國靠強迫美國公司轉讓技術來換取市場准入,從而繞開WTO規則方面(即301條款調查)新形成的兩黨共識,能增強國家的耐力,同時不影響中期選舉。然而,美國的政治分裂和尖銳的兩極分化使這種估計顯得過於樂觀。

最後,美國與中國並不是唯一顯見的問題。歐盟其實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勢力,而且說到貿易,無論是從WTO的機構權力上看,還是從利用限制進入它有五億富裕消費者的市場進行報復上看,歐盟都有莫大的影響力。特朗普的鋼鋁關稅將主要影響歐洲的出口商,它們沒有像加拿大和墨西哥出口商那樣在最新修訂的徵稅版本中獲得保護。針對歐盟的報復警告,美國總統在推特發文說,美國可以對歐洲出口到美國的汽車徵收關稅。大西洋兩岸的關係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危險。這是否意味着歐盟準備無條件與北京結盟呢?歐盟與北京(在中國的WTO市場經濟地位和投資准入方面)存在嚴重貿易分歧,但北京與布魯塞爾都承認制度的必要性,認為WTO制度擁有最高權力,而且它們都無條件反對特朗普的貿易單邊主義。同時,在爭奪中國巨大的汽車、飛機及其他高附加值製成品的市場份額方面,歐盟也與美國進行着勢均力敵的競爭。正如我在之前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中國市場有望成為遠超其他的最大市場,正是為了進入這一巨大市場,再次導致了主要西方國家之間的殘酷競爭。而與義和團時代不同,中國現在強大得多,並且越來越能夠憑藉犀利的戰略能力進行新的地緣經濟博弈。不像1900年,如今中國可以選擇與誰一道重新調整其巨人般的地緣經濟形態”。總之,在目前情況下,歐洲官員更有可能暫且與中國保持一致,從而使美國陷入困境。不過即使他們保持中立,華盛頓也不會因此而受益。

在評估美中之間的物質與戰略力量時,如果有一件事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總統在吹牛,貿易戰根本不容易打贏。一場中美貿易戰最有可能導致前副國務卿羅伯特·霍爾邁茨所說的“雙方俱皆蕭條”。它還會加劇中美關係中越來越強的對全球和平與繁榮有不利影響的敏感性。

為此,在當前的多邊主義危機時期,劉鶴的一句話應該為成中美歐貿易語系的指導:“在公共政策空間被擠壓得很小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政府所採取的民粹主義政策通常是危機的推手。”公共政策空間的擴展需要以這樣一種方式進行,即受到開放市場傷害的人,必須從富有且常把財富放在避稅天堂的人那裡得到補助。此外,不應容忍社會弱智化和監管套利,工業發展水平類似的經濟體應該有互惠的市場准入。

美國很難大幅縮小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其主要原因在於兩國的宏觀經濟基本面。然而,仍然有足夠的空間建立更公平的關係,實現值得慶幸的貿易和平,只要中國理順貿易做法、開放政府採購、允許更多的投資流入。雖然民粹主義者特朗普先生不怎麼關心美國勞工階層的福利,但理性共產主義者劉先生卻可以促使中國採取負責任的貿易行為,既讓大洋彼岸的煽動者軟化立場,也讓至關重要的世界貿易機構WTO能夠渡過當前困境。這並不意味着中國先讓步,也不代表中國軟弱,而是標誌着中國開始負起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