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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聯濤 香港大學亞洲國際經濟研究院傑出研究員
  • 肖耿 香港國際金融學會會長

為什麼沒有「北京共識」

2018-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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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的時間似乎足以辨別出中國發展模式的基本邏輯。但在鄧小平開啟國家的“改革開放”40年之後,作為西方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來自中國的對手,“北京共識”仍有待被闡明。

這些年來,中國一直努力將其封閉的計劃經濟轉變為更開放的、以市場為基礎的體系。工業取代農業,而且服務業也越來越取代農業,成為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國家也已經從技術模仿者向全球創新者轉變。同時,中國還應對了若干艱巨的挑戰,包括負債過度、產能過剩、污染嚴重和官員腐敗等。

這是一個高度複雜的進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經濟學家蔡昉認為,只有結合中國的獨特歷史、人口結構和地理,更別提還有更廣泛的技術和全球趨勢,才能理解這一進程。畢竟,所有這些因素都幫助塑造了中國的治理和制度。

但資深中國問題觀察家、預見到中國崛起的人士之一歐偉倫(Bill Overholt)在其新著《中國成功的危機》中認為,推動中國改革的其實是“恐懼和簡單化”。他認為,同樣因素也推動着1945年後東亞的發展。

其他觀察者,包括世界銀行、經合組織和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這類智庫,似乎各有不同的意見。它們還不習慣評估一個歷史遺產、價值觀、意識形態、制度和治理傳統等主要影響與西方截然不同的經濟體。

拿治理來說,西方經濟學說認為國家應儘可能少地干預市場。但對中國領導人而言,國家從概念上到實際操作中是否能與市場分開,甚至都不是十分清楚。

幾千年來,由國家掌控一直是中國默認的治國策略,強大的中央政府負責監督國家穩定,防止地方上和派系的鬥爭造成混亂。因此譬如說,當中國打算加強領導人問責制的時候,其側重點並不是建議一個以市場為基礎的、不那麼民主的制度,而是制定法規,遏制權力濫用,促進產品、資本、人員和信息的流動。

在這種家長式方法的制約下,對中國增長至關重要的試驗和改造都不得不由地方政府來實施,因為它們有相當大的權力這樣做,儘管這種權力不是十分確定。其思路是,通過利用地方政府(和市場)的特長,中國可以創造增長,同時又不破壞社會凝聚力或損害國家的完整。

但中國的治理並不完全是無可非議的。在市場競爭的質量方面一直存在着國有企業佔主導、監管有效性以及遵守國際法律、標準和實踐等問題。而且,儘管中國政府被證明擅長提供“硬”基礎設施,如高速公路、鐵路和機場,但它在發展與教育、醫療、能源、環境和金融相關的軟基礎設施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因此,中國仍面臨著如何平衡國家與市場的問題,以確保問責制、市場競爭和為世界1/5人口提供足夠的公共產品。伴隨這一挑戰的,還有技術的快速變化、全球化(以及對全球化的反彈)和地緣政治問題。

但這並不是說,西方已經最終證明其自由市場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了。21世紀初期以來,國家的作用幾乎在每個經濟體都有所增強,其衡量標準是公共部門在GDP中的份額,以及私人部門監管法則的深度和複雜性。

特別是美國,它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基準。同中國一樣,美國是一個大陸型經濟體,但它在很多領域也代表着全球的黃金標準,包括技術、國防和研發。

與中國的集權傳統相反,美國的歷史經驗給公民和領導人灌輸了對自由的熱愛,包括自由市場和地方自治。上世紀30年代之前,美國聯邦政府的規模和權力增長得十分緩慢,直到為應對大蕭條而實施包括聯邦計劃、公共工程項目和金融改革與監管在內的“新政”。

二戰期間和結束後,聯邦政府再度擴張,這反映了美國新的全球霸主地位和中產階級的繁榮(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政”和對工會與住房所有權的支持創造的)。政府在國防、外交政策、醫療保健和社會保障等領域承擔起更重要的作用。

不過,就算聯邦政府加強了對某些領域的監管,美國仍然高度依賴市場,這導致不平等加劇、公共基礎設施惡化,以及不可持續的財政赤字和債務。2008年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性衰退加深了人們對“華盛頓共識”的懷疑。

所以,美國一些最根本的挑戰,如減少不平等、支持穩定的財政和金融環境、確保環境的可持續,這些與中國是一樣的。而且兩國都沒有清晰且行之有效的“共識”作為指導。在這種背景下,雙方合作提供包括和平在內的全球公共產品應該是有可能的。

關鍵是,在同意對某些意識形態原則存在分歧的同時,雙方要為共同目標而努力。在這方面,美國需要認識到全球合作並非零和博弈,不必把中國的崛起當成一種威脅。相反,中國與印度等其他新興經濟體可以為全球再平衡做出貢獻,從而切實增強經濟與地緣政治的穩定。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Why There Is No “Beijing Consensus””(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