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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積敏 中國國際友好交流聯絡會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西方價值觀困境與拜登政府政策走向

20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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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當選總統拜登表示要通過在國內樹立西方價值觀榜樣的方式來重塑美國的道義領導力,這抓住了當前美國與西方世界諸多問題的一個關鍵環節,即西方價值觀困境。這種困境主要體現在內外兩個層面。

西方價值觀面臨的內在困境是資本主義危機的必然產物。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成就是西方價值觀具有內在吸引力的物質基礎,一定程度上也為其對外擴展提供了“合法性”與“合理性”。然而,資本主義危機的頻繁發生,尤其是系統性危機給西方價值觀造成了嚴重的信仰危機。

毋庸諱言,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持續進行着內部的調適與改良,某些政策實踐取得了較大成效,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資本主義所面臨的挑戰也愈加複雜。21世紀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經歷了金融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以至於制度危機。可以說,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已然發生。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加深了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貧富差距、社會不公、階層固化等弊端更加凸顯。在疫情防控中,很多西方國家政府治理能力不足,謊言謠言四起,反智主義盛行。種種亂象帶來的是無數生命的逝去以及對自由主義、民主政治、良政善治等西方價值觀核心理念的深深質疑與深刻反思。著名語言心理學家諾姆·喬姆斯基在接受訪問時表示,當下人們的首要任務應該是利用被隔離的這段時間,仔細思考“我們想要生活在什麼樣的世界”這個問題。他直截了當地指出,新自由主義瘟疫(neoliberal plague)其實是造成所有社會問題的癥結。

多黨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標誌,也是它們衡量民主體制的標尺。然而,多黨制並不能保證政府治理效率,也不能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反而可能成為派系鬥爭、“甩鍋”卸責、推諉扯皮的工具與借口。例如,美國兩黨制已蛻化為身份政治、權力政治、“否決政治”,相互傾軋、勾心鬥角取代了合作共事、求同存異,相互間的權力之爭取代了治理能力競爭。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之際,兩黨之爭也未能有少許的收斂,反而因為總統大選年而變得更加激烈,這也是造成美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力的重要原因。如此將黨派利益置於民眾利益之上的行為令人唏噓不已。面對嚴酷的現實,美國人在認真思考“國家是否處於正確的方向與軌道”這個問題。2020年8月23—9月1日,美國多家民調機構就此展開調查,結果均值顯示,65.8%的受訪者認為美國走上了錯誤方向,認為正確的僅有28.2%。可見,美國等西方社會對它們在踐行價值觀方面出現的種種矛盾與衝突感到了疑惑。

與此同時,西方價值觀面臨的外部困境一樣真實。這種困境主要源自於西方價值觀對外擴張的嚴重後果讓世人警醒。以美國民主為例,它具有雙重標準,即話語標準與政策標準:在話語表達上可以將美式民主描繪得天花亂墜,並將自己塑造成“民主衛士”,但在政策實踐中則必須要務實,執行何種標準完全依據利益來決定。例如,美國民主推廣戰略的對象是經過慎重權衡的,對於那些在地緣戰略上無關緊要的地區,美國並不熱心於推廣民主價值觀,而對於那些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地區或國家,美國是想盡一切辦法來推動價值觀戰略,甚至於動用武力實現“政權更迭”。亨廷頓曾坦率地指出,民主需要提倡,但需要以服務於美國資本利益的方式。

西方國家煞有介事地將民主價值觀推廣視為實現世界和平與繁榮的必要之舉。然而,很多事實恰恰反映了相反的情形。西方民主輸出的地區多成為政治動蕩、經濟蕭條、人道主義災難頻發的地區,如伊拉克、利比亞等。正因如此,西方民主價值觀的推廣也受到了越來越多、越來越強烈的質疑與抵制。曾任美國當選總統拜登國家安全顧問、現為斯坦福大學教授的科林·卡爾坦承,當今世界正在發生三大重要變化,“民主在世界範圍內步履維艱”是其中之一。2020年慕尼黑安全會議更將主題確定為“去西方化”,其發佈的《慕尼黑安全報告2020》指出,世界正在遠離西方自由主義、民主、自由、法治、普遍人權等價值觀,而西方國家內部也游離於這些價值觀念,“西方自身可能也日益不那麼西方化了”。

因而,拜登政府儘管抓住了美國與西方世界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但要真正找到應對之策並持續有效地推行卻並不容易。從這個角度來說,拜登政府有可能將國內事務作為其執政的優先方向,將重塑與凝聚西方世界的價值共識以“重新找回西方”作為其外交事務的優先方向。會否如此,世界將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