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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齊思源 清華大學中歐關係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在中國,政治是建築術

201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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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班農,這位經濟上的民族主義者和另類右翼運動的首席吹鼓手,他再三警告說,中國令人眼花繚亂的經濟優勢,將終結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霸主地位。不過也許反常的是,就在數周前訪問香港和北京的時候,班農先生會見了熱心的歷史學家王岐山,為的是進一步了解形成中國外交政策的思想理念。除了雷厲風行地剷除腐敗,王岐山之所以出名,還在於他曾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鍍金時代”的早期,出手抑制了金融資本的影響,以迎合黨的需要。對他而言,是政治在推動經濟,而不是相反。隨着習近平思想被寫入中共黨章,政治至上在中國更為明顯,而市場力量則服從於黨。

要更多了解中共精英的運作核心,“清華學派”之父、堅定的“政治決定論者”閻學通的知識成果是非常重要的。對於政治在塑造社會發展和增強國家實力過程中的作用,閻學通作了30多年研究,設計出了量化指標,來評估世界領先國家的相對實力。通過深入研究中國幾千年來浩瀚的政治哲學文獻,他斷定政治是實力的精髓所在。作為“物質決定論”的強烈批評者,閻學通宣稱,思想理念以及政治領袖對它的體現,是了解帝國興衰和文明生存的關鍵的可變要素。軍事、經濟和文化輻射固然重要,但政治領導力才是乘數,對國家實力有着最大的影響。

閻學通常常被錯當成中國國內主張強而不義的“對外政策鷹派”,但這是錯的。然而他的書、報告和學術文章里的一些核心內容,會被西方分析家用來研究了解中國對外政策的智識基礎,以及潛在的戰略甚至運作動向。他的兩個文本在西方引起廣泛關注,即2011年的著作《中國古代思想與當代中國實力》和2014年的中國外交政策改革學術文章《從韜光養晦到奮發有為》。閻學通是第一位指出習近平2013年中共外交工作座談會講話是中國外交史轉折點的學者,認為這是繼毛澤東呼籲世界革命、鄧小平主張韜光養晦後的第三次“革命性”轉折。而上周的中共十九大就是一個徹底的證明:習近平大膽宣稱,中國現在已成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效仿的榜樣。

閻學通有關全球事務論述的基本前提在於,政治是理性建築術(Architectonic),具有塑造國內國外事務的結構性意義。雖然物質條件也關係著中國的國家實力,但只有政治信譽才能為中國打造“命運共同體”這一大外交目標創造積極的戰略環境。中國只有爭取盟友,摒棄過時的韜光養晦不結盟政策,“命運共同體”才能成為現實。閻學通斷言,中國外交政策這一轉變的總體原則,絕不能是對物質經濟利益的片面追求或“金錢至上”,而應當是始於正義的政治追求。只有施仁政、講道義的領導人,才能提供一種秩序,讓人類努力的成果得以蓬勃發展,並爭取到重要的盟友。武力和帝國主義即使有好處,也只是短期的,不能在各國之間形成持久的紐帶。在閻學通看來,財富不會自動轉化為實力。“我們的軍事預算已經是俄羅斯的1.6倍,但我們建設不起同樣的軍力,”閻學通曾對某西方作家說。“我們的教育支出比印度多得多,但我們沒有一個人得諾貝爾獎,而他們已經有十個諾貝爾獎。我們的富人比日本多,我們有更多排名第一的公司,但我們造不出世界級產品。我們的外匯儲備比世界任何國家都多,但我們無法建成哪怕像香港那樣的金融中心。”

閻學通的政治決定論,得到了自毛澤東以來中國最大權獨攬的政治家習近平的認同。2012年出來掌權的時候,習近平敦促黨的高級幹部把蘇聯倒台作為一個政治而非經濟現象來研究。按照習的觀點,導致強大的蘇聯帝國解體的,是蘇聯的政治弱點,而不是經濟失敗。為此,在掌權的第一個五年里,習近平鞏固了共產黨的政治權威,他通過加強公司企業中黨委會的作用限制商業精英們的影響力,出版了暢銷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並把政治改革作為領導力的核心。同時,在對外政策上,他通過創建亞投行等新的多邊機構,推動全球性發展倡議,提升中國作為全球化領導者的政治合法性。他的2017年達沃斯講話,連同對“一帶一路”的鞏固扶持,作為他守護全球的意願的證明,如今被寫入了黨章。

美國政治支離破碎的影響:人力資本外流

太平洋對岸特朗普的當選,及其對美國的影響,有力地證明了閻學通的“政治原教旨主義”。美國依然是世界頭號經濟強國,它的軍事預算超過位居其後的五個國家的總和,好萊塢繼續為全球確立着文化標準。然而,經過奧巴馬時期的急劇逆轉,現在中國倒似乎成為全球化的核心所在。閻學通一再表示,2500多年前的中國政治理論家和戰略家荀子認為,仁政是世上權力的最高端,而其基礎,是君主擁有其他對手所不及的德行。不管在國內如何專制,習近平現在似乎是道德上優於唐納德·特朗普的領袖。不過閻學通也多次表示,要始終“相對地”看待道德優勢和政治領導力。從來不會有“品德高尚的領袖”讓“走向正義的漫長歷史”無可挽回地逆轉。習近平在政治道義輸出方面遠非完美,但至少現在,他看上去是比美國總統更好的領導者。

反對者可能會說,“特朗普主義”只有暫時的政治影響,不會給美國的全球影響力帶來嚴重後果。而閻學通會反駁說,政治有一定程度的耐久性。在美國,特朗普的言論讓國家兩極分化,他外交政策經驗的欠缺和經濟上的民族主義,讓美國與歐洲、亞洲的重要戰略盟友疏遠。與此同時,他的反移民政策是破壞性的,海外申請美國大學的人數已經減少。正如美國核物理學家加來道雄所說,H1B簽證和美國吸引最頂尖人才的能力,才是“美國的秘密武器”,但美國壞的政治嚴重地破壞了這一切。在清華大學,史無前例的,最先進的計算機科學系的前十名畢業生都決定留在母校攻讀博士學位,而不是報名去上美國的頂尖大學。

在閻學通的政治領導理論中,對人力資本的吸引是國家實力的“試金石”。 受中國政治哲學家荀子的論述啟發,閻學通認為,好的政治是吸引良才所必不可少的,而優秀人才是經濟充滿活力和國防強大的關鍵。如果這適用於中國古代農耕經濟,那麼它更適用於人力資本已是創新與技術顛覆稀缺資源的今天。

列奧·施特勞斯、唐納德·卡根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觀

出人意外的是,閻學通的政治之道和注重誠信,在美國的總司令這裡如此匱乏,但卻在一位非凡西方學者的思想中找到回應。列奧•施特勞斯的知識繼承人唐納德•卡根借鑒西方政治理論之父亞里士多德,把政治表達為理性建築術。他的雄辯有必要完整加以引用。

亞里士多德,一個與任何人一樣有着廣泛興趣的人,在他所有的追求中,政治至高無上。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的結尾,他列舉了最迫切需要研究的問題。“讓我們考察哪些因素保護和毀滅城邦,哪些因素保護或毀滅具體的政體。考察是什麼導致有些城邦治理得好,有些治理得差。研究過這些之後,我們也許才更可以從全面角度,理解何種政體是最好的,以及如果想成為最好必須怎樣定規則,必須採用何種法律和習俗。”對亞里士多德來說,這項工作至關重要。每個技策與研究,目的都是為了實現某些“好”,但其中一些必須從屬於其他事物,就像製作韁繩是為了御馬術。這是大師藝術,是理性建築術。建築術的目標比從屬物的目標更可取,而所有這一切的最終目標是“至善”,這就是最權威的科學——政治學的目的。

正如西方政治遺產所稱,政治學是實現至善、或者中國世界觀定義的“仁政”的最權威科學。當鄭和的大船被閉關鎖國的明朝皇帝下令焚毀時,就是政治決定了中國的命運。政治也將馴服無節制的市場,決定未來的世界秩序、美國的投入以及中國持久的貢獻。

班農先生前往中國,希望對形成中國外交政策的思想理念作更多了解。而閻學通會強烈向他建議,政治道義,至少相對來說,是實現國內穩定和全球領導力的必要條件。要知道,班農先生並未喪失對歷史的敏感,他對政治史也絕非無知。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時,他向下屬誇口說,他對修昔底德的史書多有研究,並高度贊同此書。

班農先生自然不甘示弱,如果遵從正確的指導和道德要求,從根本上改革其本土主義思想,他也許能抑制掌控了國家立法過程的特殊利益,緩和極端的黨派激情,引導他的總統走向道義政治。也許,會走向更包容、更公正的全球化,而不是美國撤退引發破壞性的全面封閉。傾聽閻學通,重讀亞里士多德,對班農先生以傳教士般的熱情拯救他的國家有益。這可以提醒他“哪些因素保護和毀滅城邦,哪些因素保護或毀滅具體的政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