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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牛帥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 李崢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人工智能——新的合作前沿

2017-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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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4日,在中國東部的安徽省省會合肥,機械人研發團隊負責人陳小平(右)和一名外形酷似年輕中國少女身着傳統服飾的交互式機械人佳佳,與《連線》雜誌主編凱文·凱利進行網絡屏幕對話。研發機械人佳佳的初衷在於讓她作為新華社特約記者在周一與凱利進行人機對話。2016年陳小平研發團隊在合肥中國科技大學為佳佳的造成揭幕。研發團隊用了三年時間研製出了這個可以說話,做出微表情,並且嘴唇和肢體可以活動的新一代交互式機械人。(新華社/郭晨)

7月20日,中國國務院印發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明確規定了中國人工智能發展的方向和重點任務。中國政府認為,人工智能對中國成為科技與創新強國和網絡強國十分重要。近年來,各國政府、企業和科研機構紛紛加大對人工智能領域的投入,把人工智能視為下一個戰略制高點。

各國高度重視人工智能源於該技術擁有無可比擬的變革潛力。首先,人工智能能夠大幅提高勞動生產力,結合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該技術將帶來以信息為基礎的新一輪生產力革命。它將把人們從低效體力和腦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傳統的生產關係將因此發生變化。一些國家將釋放出巨大的技術紅利,邁入新一輪經濟快速增長。其次,人工智能有可能重塑現有的社會體系框架,例如自動駕駛汽車的大規模使用需要改變現有的基礎設施、法律法規和道德觀念,更新城市規劃者和治理者的理念。最後,人工智能將催生軍事變革。軍事機械人將大幅降低戰爭成本、擴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軍力差距,也會重新定義未來戰爭的形態。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存在着諸多風險。首先一個風險就是數據偽造,運用人工智能技術,短時間內可以生成大量偽造的圖像、文件、音頻和視頻,這些偽造的信息難辨真假,經由互聯網傳播後可造成災難性後果。第二個是法律和道德風險,國際社會目前還沒有對人工智能作相關規定,人工智能技術並非絕對客觀中立,其相關程序參數是人為設置的,反應了設計者的主觀想法。目前對自動化武器是否有能力作出主觀判斷仍存在較大爭議,此類武器與《日內瓦公約》等現存國際戰爭法和規則體系存在衝突。第三個風險涉及就業和貧困問題,人工智能帶來的勞動生產率上升可能造成持續性失業,擴大赤貧群體,繼而引發社會動蕩。富人將更有條件獲得人工智能、機械人、大數據等新科技帶來的益處,這會進一步加劇貧富差距。第四個風險是軍備競賽,目前軍用機械人的規模正在呈指數級增長,無人機成為全球軍售市場的主要增長點,這可能引發各國尤其是中小國家的軍事競賽。

在全球,中美兩國是人工智能領域最強大的參與者。兩國長於人工智能的基礎研究、技術開發和應用,涉及教育、醫療、金融等行業。美國科技巨頭IBM、谷歌、微軟、Facebook等在技術上領先全球,而中國企業則在在圖像識別、語音識別、自動駕駛等領域有較強技術能力。兩國都有數量巨大的人工智能初創企業,數據分析公司CB Insights發佈的2017年全球最值得關注的100家人工智能企業中,美國佔59家,中國佔27家。

兩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地位決定着合作至關重要,但競爭也不可避免。當前,兩國的合作遠大於競爭。美國企業關注點通常集中於基礎技術,而中國企業則更關注應用技術,形成了美國設計、中國製造的合作模式。與此同時,兩國也存在對彼此的擔憂和誤解。其一,美國擔心失去絕對優勢。有美國媒體擔憂隨着中國加大政策支持和美國削減研發經費,美國難以保持絕對優勢地位。其二,兩國在軍事領域發生惡性競爭。《紐約時報》報道稱,中國正快速將人工智能技術用于軍事目的。其三,美國擔心人才和技術流失。中國的百度、騰訊等科技公司紛紛加強對美國人工智能公司的投資,引進一流人才並在美國設立人工智能實驗室。這些擔憂已經逐漸演變為戰略猜忌,一些美國專家建議對中國對美投資進行更嚴格的審查,阻止中國企業併購、投資美國相關企業。一些人甚至建議應阻止中國學者在美國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降低中國技術和專利的國際知名度。中國也擔憂美國會將互聯網霸權延伸到人工智能領域,對美國企業採集中國社會數據更加謹慎。

如果這種誤解和猜疑不斷加深,人工智能就可能成為中美關係中的又一個麻煩而不是機遇,這不僅不符合兩國利益,也可能給其他國家帶來負面的示範效應。兩國應採取一些措施改變這一趨勢。

結合中美網絡安全領域的經驗與教訓,我們建議兩國政府應共同促成人工智能領域的合作。重要的是要早在技術發展期就養成合作習慣,攜手消除疑慮,管控分歧。兩國也許達成協議,開放市場,減少投資中的政治阻礙。私營部門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主力軍,但是政府的作用在於向資金不足的基礎研究以及私營部門不感興趣的長期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持。政府同時也應吸納其他國家的新技術。

中美兩國政府必須管控人工智能的軍事化威脅。雙方應意識到人工智能武器化將帶來軍事競賽和武器擴散風險,要降低此類武器流失到恐怖組織和挑釁性國家的可能性。兩國應着手為人工智能武器化設定限制、規則和國際合作機制,引領國際社會在這一領域的溝通與合作。

最後,兩國政府必須促進人工智能領域國際規則的建設。兩國應共同減少該技術對社會帶來的衝擊,阻止人工智能產生“技術鴻溝”,幫助欠發達國家和貧困民眾適應和應用這項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