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廣大發展中國家構成的“全球南方”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對象，並被視為影響國際秩序變革的重要力量。新加坡國立大學傑出研究員馬凱碩認為，世界88%的人口居住在全球南方，其“不再是世界舞台上的被動參與者”，未來十年將屬於全球南方。據經合組織預測，到2050年印度GDP將超過美國，到2060年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GDP總和將達116.7萬億美元，佔全球GDP總量的49%，是美國經濟體量的三倍。

特別是俄烏衝突發生以來，全球南方國家反對“雙重標準”，發出拒斥“新冷戰”的呼聲。它們力圖通過加大協調合作，進一步確保發展問題在全球治理議程中的核心地位，促進國際社會更加重視應對糧食安全、能源轉型、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挑戰，努力緩解地緣政治博弈和各類安全危機對全球南方利益的衝擊。此外，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上海合作組織擴員等一系列進展，也為全球南方增強在國際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帶來了新的契機。

與此同時，美國等西方國家高度重視全球南方議題，它們宣稱要與全球南方建立新的夥伴關係。應看到，這一取向與美國推動的對華戰略競爭高度相關，也反映出西方國家對其國際秩序主導地位受到挑戰的憂慮。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邁克爾·舒曼提出，中國試圖藉助全球南方實現其對全球秩序的新願景，並對抗美國及其盟友，“全球南方成為不斷強化的中美競爭的主戰場之一”。

在此背景下，美國把削弱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係作為對華遏壓的關鍵一環，愈加重視在中國與全球南方之間做出區隔。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約翰·伊肯伯里稱，世界被分為西方、南方和東方三部分，全球西方由美國和歐洲領導，全球東方由中國、俄羅斯領導，全球南方由發展中國家組成，還未形成明確的領導者。他強調，全球西方和全球東方將圍繞全球南方展開爭奪，而西方與南方的聯合對中國而言將是“噩夢聯盟”（nightmare coalition）。

美國試圖在全球南方內部採取分而治之策略，支持印度等國與中國爭奪全球南方領導權，對沖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邁克爾·舒曼認為，中國在全球南方面臨“來自內部的對手”，中國和其他全球南方成員在債務問題、自然資源開發等領域存在分歧，一些發展中國家人士甚至批評中國的“新帝國主義”，而美國可以利用全球南方內部新出現的緊張關係擴展其影響力。

2023年1月，印度邀請120多個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南方之聲峰會”，中國被排除在外。在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曼賈里·查特吉·米勒看來，印度致力於將自身打造成全球南方的領導者，其與中國之間存在競爭關係，美國應給予印度大力支持；印度擁有“西南大國”的身份，即在戰略目標和價值觀方面與西方深度交匯，同時深深植根於全球南方；印度試圖成為發達國家和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橋樑，通過重新引領全球南方構建新的外交平衡，進而鞏固自身大國地位。

印度戰略和防務研究理事會創始人哈皮蒙·雅各布稱，中國試圖讓全球南方國家反對美國主導的秩序，並將其納入中國主導的秩序，為中國崛起奠定基礎；印度雖對美主導的秩序心存疑慮，但希望改革而非推翻現有秩序；印度沒有足夠資源與中國競爭，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須與印度合作，以削弱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力。

此外，美國試圖影響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機制中的權力分配，稀釋中國的制度性權力，激化全球南方內部圍繞國際治理的代表權之爭。印度、巴西等新興國家因與美國實力差距較大，尚未能對美國的地位構成潛在挑戰，因此成為美國在全球治理中的拉攏對象。曾在美國國務院負責國際組織事務的官員蘇珊·諾賽爾提出，美國應當通過推動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改革贏得印度等全球南方國家的支持，藉此減少全球南方國家與國際治理核心圈的距離，並迫使中國和俄羅斯作出讓步。

再者，美國力圖通過渲染與“一帶一路”相關的經濟風險和債務問題，利用發展中國家與中國之間的摩擦，挑動全球南方的“反華”情緒，並推銷美國及其西方盟友提出的“替代性方案”。蘭德公司高級研究員亨特·斯托爾認為，“一帶一路”在中亞地區受到歡迎，但哈薩克斯坦等國也對中國心存疑慮，美國應當抓住機會增加在中亞的投入，通過“中亞經濟韌性倡議”（ERICEN）等平台推動美國私營部門的參與，擴大美國國際教育委員會等非政府組織在該地區的影響力。

總之，全球南方已成為美國推進對華戰略競爭的重要抓手，通過強化與全球南方的聯繫，美國試圖推動全球南方與中國的疏離，以實現對華“競贏”的目標。然而，美國在實施這一策略時面臨諸多局限和挑戰，包括國內政治極化的影響、政策持續性不足、可投入的資源有限等。更重要的是，全球南方國家不願成為大國競爭的棋子，正如紐約大學國際合作中心研究員詹姆斯·特拉布所言，面對“新冷戰”壓力，全球南方國家力圖以務實主義精神推動“新不結盟運動”，不想在大國之間選邊站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