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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合作性競爭推動國家關係向前發展

2024-03-23

約瑟夫·奈（Joseph Nye）是哈佛大學特聘教授。他最近在接受《中美聚焦》主持人、中美交流基金會總裁周建成的採訪時詳細闡述了對未來中美關係的看法。

他表示，美國和中國已經在某些方面脫鉤，如果全面脫鉤，將對兩國乃至世界經濟產生毀滅性影響。儘管不信任持續存在，但仍有可能推動兩國關係取得進展。他用"合作性競爭"一詞表示如何同時合作與競爭，雖然這需要採取一些看似相互矛盾的行動，"但用這個術語表達，能讓決策者更清晰地思考戰略，而不是簡單地認為非此即彼"。

周建成：

約瑟夫·奈教授，非常感謝您接受採訪。您在一篇新文章中提到，“持久競爭”這種表達不一定能反映當前的美中關係緊張局勢。能詳細談一談嗎？

約瑟夫·奈：

“持久競爭”的概念讓人想起一戰爆發前德國和英國的關係，意味着一些無法避免的事情。人們常常認為，這意味着註定要發生戰爭。事實上，如果觀察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競爭就會發現，在1949年共產黨執政以來的50年左右時間裡，我們經歷了截然不同的階段：50年代，我們在朝鮮半島陷入戰爭；70年代，尼克松訪華後，我們合作制約蘇聯；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紀前10年，我們進行了經濟接觸。2015年或者2016年左右開始，我們一直處於所謂的“大國競爭”中。“持久競爭”涉及很多不同維度，並不是很恰當的表述。

周建成：

談談冷戰吧。您經歷過冷戰的不同階段，而我看到了冷戰的結局。包括美國前總統卡特在內的許多人都曾將美國和中國進行比較。現在，他們認為中美進行的是現代版冷戰。對比過去和當前的冷戰，您同意這種看法嗎？

約瑟夫·奈：

如果冷戰意味着沒有槍聲的激烈競爭，那麼可以說美中現在確實陷入了冷戰。“冷戰”還代表着大約40年的美蘇競爭，其中許多年的形勢都是非常危險的。如果按照這個定義，我並不認為我們現在身處冷戰，因為情況完全不同。我們和蘇聯在軍事上相互牽絆，但在經濟或者生態環境領域沒有這種關係。相比之下，我們和中國既在經濟和環境領域大量相互依存，也有其他各種類型的相互依存。所以說，拿冷戰作類比可能產生誤導。

周建成：

再說說經濟脫鉤。有人說，美國和中國已經脫鉤，也有人認為這永遠不可能發生。這是兩種沒有交集的極端立場。您對此有何看法？如果脫鉤還沒出現，是否可以避免？

約瑟夫·奈：

選擇性脫鉤是有的。看看美國為阻止華為在美國開發或建設5G基礎設施而採取的措施，或者為限制最涉及安全問題的半導體出口而採取的措施，那都是基於安全考慮的脫鉤。但是，正如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所說，我們希望在小院子周圍建一堵高牆。如果試圖大規模脫鉤，對中國經濟、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影響將是巨大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在是選擇性脫鉤。是的，我們已經看到這種脫鉤。關於真正意義上的脫鉤或者完全脫鉤，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而且也不應該看到。更重要的是，兩國存在一個相互依存的領域，我稱之為生態相互依存，涉及氣候變化、流行病等問題。在這些領域，談論脫鉤根本沒有意義，因為這些問題遵循物理定律，而不是政治定律。

周建成：

您最近寫了很多關於合作性競爭的文章。合作性競爭在實踐中有何影響？它與我們在冷戰時期看到的遏制戰略有何不同？

約瑟夫·奈：

我使用“合作性競爭”這個表述，是為了讓人們認識到：制定對華政策的時候，我們有必要考慮競爭，但我們還需要把競爭與合作相結合。沒有人能夠獨自解決氣候變化等問題。你除了要有與其他國家相對比的實力，也必須要有和其他國家合作的實力。因此，合作性競爭要求我們採取一些看似相互矛盾的行動：在競爭的同時進行合作。這是可以做到的。而如果用這種術語表達，會讓政策制定者更加清晰地思考戰略，而不是簡單地認為非此即彼。

周建成：

我想繼續討論您剛才提到的主題，也就是，沒有哪個國家能夠解決我們目前嚴重的全球共同挑戰。您也談到了利用夥伴關係和聯盟，例如日本和印度。那麼，這些國家對誰具有重要意義？它們又將如何幫助美中關係？

約瑟夫·奈：

我認為，在其中一些問題上，例如氣候或者流行病，我們需要日本、印度和歐洲的合作。基本上需要所有人的合作。但我想到的是日本-印度聯盟，如果加上澳大利亞，就是所謂的四方聯盟，它更多地側重於安全領域，是要塑造中國的外部環境。對中國來說，從內部改變它是不可能的。中國內部如何變化取決於中國人，對美國或者任何其他外部勢力來說，中國太大了，很難改變。但你可以塑造它的外部環境……擁有這種聯盟和友誼，意味着中國與其中一個夥伴關係惡化的時候，也會削弱中國與其他夥伴的關係。所以本質上講，塑造外部環境並不等同於遏制。我們不是希望阻止中國的增長，但這確實意味着，如果中國採取咄咄逼人的行動，或者欺凌他國，會付出極高的代價。

周建成：

您剛才提到的做法，是否會令中國孤立於一些國家，這是否會迫使中國的態度更加決絕？

約瑟夫·奈：

我不這麼認為。看看大多數國家，它們希望和中國建立良好的經濟關係。它們還希望受到保護，免受中國的欺凌或者侵略。這意味着一種平衡行為，和中國有往來的國家需要這麼做。而且，中國也必須認識到這一點。如果中國變得咄咄逼人，最終會付出代價。

周建成：

我們一直在討論聯盟夥伴關係和友誼如何塑造外部環境，但它最終需要什麼因素，需要採取哪些行動，才能讓美國與中國實現和平共處，為未來關係發展奠定基礎？

約瑟夫·奈：

我認為需要更多的高層接觸。習近平手中的權力達到了毛澤東時代以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和中國人合作的時候，就兩國的定位而言，需要很大程度的對等。另一方面，中層領導人和部長級接觸也很重要，因為這是政策實施層面。商務部長雷蒙多或者國務卿布林肯最近對中國的訪問就非常重要。然後是第三層，即普通人、學生、遊客。科技交流對於幫助更好地了解兩國的現實很重要。因此，需要在所有三個層面建立聯繫。

周建成：

您是全球備受尊敬的學術領袖，本身就相當於一座機構。您認為大學之間的交流（例如科學家之間的交流）和其他形式的人文交流，在當前充滿對立情緒的環境里是否變得更加重要？它們會得以蓬勃發展嗎？

約瑟夫·奈：

我想，人們已經認識到必須保持這些交流。例如，在氣候領域，我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工作關係。回顧21世紀初的非典危機，我們實際上在流行病領域有着很好的工作關係。遺憾的是，雙方對新冠危機的處理都是不當的。但是，我認為未來需要再次在該領域展開合作。保持這些科學交流非常重要。

周建成：

現在換一個問題。這些採訪和對話的目的是將人們聚攏在一起，並通過此類對話增進信任和理解。我覺得，今天美國和中國之間的信任是零或者接近零，這一定會讓很多人非常難過，也讓其他人感到沮喪。需要怎麼做才能恢複信任？為了以有意義的方式重建信任，每個人可以共同或者單獨採用的第一個想法或者行動是什麼？

約瑟夫·奈：

我發現，人員交往以及做有共同目標的項目是非常有用的，表明你們在某個領域存在信任，這些信任可能會傳遞到其他領域。

周建成：

今年是中美關係正常化45周年。1979年，兩國宣布建交時，您在哪裡？

約瑟夫·奈：

我當時在卡特政府國務卿賽勒斯·萬斯領導下的國務院工作。當時，我們認為這是向前邁出的非常有利的一步。

周建成：

您第一次來中國是什麼時候？

約瑟夫·奈：

我第一次去中國是在1982年。我受邀在復旦大學舉行了一系列講座，然後作為中國政府的客人，參觀了各種遺迹，比如長城。

周建成：

那時您有何收穫？長遠來看，這種收穫有用嗎？

約瑟夫·奈：

我意識到我們不應該把中國看作一個單一龐大的整體。中國存在不同的看法。和美國人一樣，不同的中國人從不同的角度看待不同的事情。我認為，意識到這一點是發展合理的兩國關係的第一步。

周建成：

您說過，1979年與中國建立現代關係是有用的。你當時在賽勒斯·萬斯手下工作。45年後的今天，您是否認為建交是一個錯誤，或者本身就是一個誤解？

約瑟夫·奈：

不，不，絕對不會。我認為這是至關重要的第一步。但是現在，考慮到中美關係的起起落落，我們應該思考未來如何改善這一關係。

周建成：

約瑟夫·奈教授，非常感謝。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也感謝您一生致力於幫助民眾獲得準確的認識。

約瑟夫·奈：

謝謝。我很喜歡今天的對話。

 

中美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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