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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境 觀瀾綜合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兩場戰爭之間的歐洲

2024-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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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當人們看到這個標題,想到的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歐洲。現在,人們想到的是歐洲同時面對的兩場戰爭——烏克蘭與中東。它們都發生在歐洲的家門口,都嚴重衝擊歐洲的經濟與社會,都嚴重動搖歐洲的安全與秩序。

去年10月底,歐盟外交負責人博雷利這樣描述他兩周前獲知哈以衝突消息時的感覺:“2022年2月24日早上,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我也有類似的感覺。我們面臨歷史上的另一個決定性時刻,它給人類帶來苦難,並將決定歐盟在未來數年的全球角色。”

兩場戰爭已分別延宕兩年和五個月,我們或許可以幫歐洲做個評估。

已避免最壞局面

歐洲未能轉危為機,但也相形而動,勉力維護自己的價值觀與利益。甚至可以說,歐洲當前的處境某種程度上是為避免更大困境不得已而為之。

烏克蘭危機爆發的第四天,俄總統普京就命令將“威懾力量”置入高度警戒狀態,歐洲真切面臨核戰前景。烏克蘭獲勝符合歐洲長遠利益,但避免戰爭外溢升級是歐洲最緊迫訴求。另一方面,歐洲也不希望看到俄羅斯大亂危及歐亞地區,這從歐方在瓦格納兵變後的謹慎表態中可以看出。

因此,歐洲並不追求烏克蘭速勝、完勝。烏克蘭於前年秋季、去年夏季發起兩次大規模反攻,如今戰場陷入僵持。即便如此,在近日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德國總理朔爾茨仍不願為烏提供金牛座巡航導彈(擔心烏軍攻擊俄羅斯本土)。

除戰術考慮外,還有兩個因素影響歐洲“痛下毒手”。一是歐盟外交決策機制及歐洲各國的民主制度,二是歐洲軍工生產能力。

在中東問題上,歐洲被邊緣化程度更高。“反猶”歷史和“恐穆”現狀割裂了歐洲,作為中東最大援助方,歐洲未能在哈以衝突後發揮地緣政治作用。穩定地區局勢的,歸根結底仍是美國的軍力——美國在中東部署的兩個航母打擊群及發起的“繁榮守護行動”(Operation Prosperity Guardian)。

歐洲在中東有如下關切。一是避免難民湧入。2011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終於在2015年釀成歐洲難民危機,對此歐洲記憶猶新。二是避免中東、烏克蘭甚至印太三大戰區聯動。歐洲沒有軍事資源來應對“第三次世界大戰”。三是保障航道安全和自由貿易。

鑒於美國的作為滿足了歐洲在中東的主要關切,歐洲很大程度上默許、配合了美國的行動。為了與美國的“繁榮守護行動”互別苗頭,歐盟推出了自己的紅海護航“盾牌”(Aspides)行動,但其實際效果是對美國行動的補充。

“路徑依賴”的得失

昔日的成功變成今日的包袱,這種現象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歐洲當前面臨的困境,是其昔日“成功”的複雜遺產所致。

發軔於冷戰形成之初、加速於冷戰結束之後的歐洲一體化,是歐洲過去半個多世紀的“制勝法寶”,既是歐洲地區秩序的代名詞,也是歐洲參與國際事務的力量源泉。但“兩場戰爭”對歐洲一體化構成了挑戰。

歐洲的地區秩序其實是個波浪式的層級秩序,由歐洲核心國家層層外擴。歐洲核心國家建立歐共體,歐共體再逐漸改變周邊國家的性質(民主)、認同(歐洲認同)、行為(讓渡主權),最終以入盟為手段,將其拉入“永久和平”體系。暫時未能入盟的,以入盟前景為標準分入各梯隊,如“入盟候選國”“東部鄰居”“地中海聯盟”。俄羅斯、烏克蘭以及中東,都在歐洲安全秩序的外環。“兩場戰爭”凸顯了歐盟影響力的邊界。

然而,歐洲一體化並未遭根本否定。如果沒有歐盟的“向心力”,烏克蘭人根本沒有心力來反抗俄羅斯。如果沒有加入歐盟的前景,烏克蘭的戰後重建將成為巨大的難題——伊拉克、阿富汗的戰後重建都是失敗的。

如何對一體化遺產作梳理和揚棄,是歐洲政治家目前面臨的最大戰略問題。法國總統馬克龍提出“歐洲政治共同體”(European political community),僅是一個開端。

另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是跨大西洋關係。

歐洲之所以能在戰後專註於“和平與繁榮”,前提是美國提供了安全保護傘。歐洲付出的代價是承認美國霸權。而美國出現特朗普式領導人的可能,已經動搖了這個前提。

歐洲並沒有取代美國霸權的實力,也不看好任何其他國家成為新霸權。因此歐洲能做的,幾乎只剩下加速“戰略自主”——主要作為美國霸權的補充、有時作為美國霸權的緩衝,夯實自己在西方側翼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