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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雅梅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副研究員

美國提出對華新戰略面臨多重製約

2022-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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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以來,美媒不斷披露關於拜登政府完成對華政策評估、發表對華政策演說、出台相關文件等的預期時間表,但卻屢被“推遲”。相對於美高官密集出訪帶動的“歐洲旋風”、“亞洲攻勢”,美國對華政策似乎採取了一條實踐先行、布局為重的路徑,可謂做足了鋪墊。烏克蘭危機後,拜登政府面臨著明確對華政策及國家安全戰略的更大壓力,有可能加速提出一項以針對中國為重點的新戰略。

從實踐看,一項專註於對華競爭的新戰略輪廓初現,並經歷了烏克蘭危機的衝擊。烏克蘭危機客觀上給中國提供兩大機遇,一是美國的部分資源被烏克蘭吸住,二是俄羅斯對中國的戰略倚重和經濟需求加大。美國優先處理這一危機,並迅速把中國因素帶入其中,堅持視中國為唯一能威脅美國世界霸主地位的對手,認為美國的頭等關切仍是贏得與中國的競爭。為此,美國虛構了一個由中俄組成的地緣政治軸心,並以“專制”、“獨裁”等充實其意識形態內核,指控“中俄軸心”是加劇全球緊張和衝突的重要因素。對美國而言,這個“軸心”的重點其實是中國。應對俄羅斯是當務之急,可由代理人出面,打一場殲滅戰;對付中國則是長遠之計,美國需要聯合多邊,並可能親自下場,今後要打的是消耗戰。

從布局看,美國把應對“中國威脅”作為組織美國外交的主線,推進國際戰略、聯盟外交、對外干預等各領域政策,已具有某種大戰略的色彩。俄烏衝突體現了國際格局多極化的進程,美國面臨適應新格局的大考,它並不滿足於衝突中的戰術得分,而是藉機復活歐洲“冷戰”,揭開分裂世界的序幕。對俄制裁表面上是打擊俄,實際上是要進一步破壞以中國市場優勢為中心的全球化,重塑以美國為中心的政治和經濟秩序,切斷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路徑。為了推進對華戰略圍堵,美國還加快打通北約和亞太兩個同盟板塊,從戰略概念、聯合機制建設、軍力整合等入手,既促使北約對接遏制中國的使命,又升級相對鬆散的亞太同盟關係,使之“北約化”。在台灣問題上,美國一味強化美台勾連,不再將管控台海穩定作為目標,甚至開始與英國、日本、澳大利亞等探討針對“台海危機”的規劃和戰備,表現出利用台灣問題“綁架”中國的危險苗頭。

但美國提出一項明確的對華新戰略仍受多重因素的制約。

一是美國政治帶來的不確定性。中選在即,兩黨都批評拜登政府未闡明一項綜合的對華遏制戰略。美國的盟友也希望知道中選將如何改變美國對待俄羅斯、對待跨大西洋聯盟的態度,特別是特朗普是否會捲土重來。在這種情況下,一項針對中國的新戰略在很大程度上將是對選民、政敵和盟友關注點的回應,是對中選壓力的釋放,且能管用多久不確定。

二是對華政策輕經濟、重安全。迄今為止,拜登對華經濟政策只是繼承了特朗普時期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俄烏衝突進一步把美對華關係的戰略方向鎖定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加上國內兩黨都抗拒美國進入新的貿易協定,美方基本沒有動力在亞太地區提出一項系統的貿易和投資政策,也迴避與地區國家談及自由貿易和投資協定。這對美國深化與亞太地區關係構成巨大障礙,對華交往也是跛足狀態。

三是美國迄今仍未闡明對華政策的基本目標是什麼。是塑造公平的經濟競爭環境,還是擋住中國的崛起?是確保美國的軍力優勢,還是阻止中國打破亞太力量平衡?是促使中國遵守國際標準,還是美國尋求另起爐灶?是與中國競爭性共存,還是不放棄對中國搞“政權變更”?無論怎樣,美國決策者看起來更希望複製“非我族類”的冷戰模式,而不是開闢一個適應新時代的國際關係範式。美國對華政策的進攻性和冒險性也令包括美國盟友在內的世界各國所擔憂。

最關鍵的是,美國外交政策調整正處於分岔路口。越來越多的聲音認為,日益複雜的國際事務使得美國的全球目標很難用一項單一的戰略來闡明。並且,美國國內政治極化愈演愈烈,撕裂了戰略思維。這就使得美國很難提出和執行一項建立在共識基礎上並且能確保連貫性的對華大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