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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趙明昊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中國論壇特約專家

俄烏衝突與中美關係

2022-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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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烏衝突仍在延續的背景下,習近平主席與拜登總統舉行視頻會晤,雙方尋求深化戰略溝通,即便在諸多問題上依然存在重大分歧。習近平明確指出,中國不願看到這場危機,衝突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國家關係不能走到兵戎相向這一步。在戰爭與和平這個問題上,中國選擇的是和平,反對的是戰爭。

然而,在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中國要選擇哪一邊?這顯然是個假問題。中俄是鄰國,也都是擁有核武器的大國,雙方所建立的“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有其內在邏輯。

中國與烏克蘭長期友好,兩國早在2011年即確立“戰略夥伴關係”。近日,中國駐烏克蘭大使范先榮在利沃夫會見烏克蘭高級官員時表示,“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中國都將永遠是烏克蘭的重要夥伴”。這並非美歐人士口中的所謂“騎牆之舉”,而是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以及國家利益的反覆衡量使然。

俄烏衝突對中國而言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戰略意外”,它既非中國而起,也實難為中國所控。誠如中國駐美國大使秦剛在《華盛頓郵報》的文章所言,中國對俄羅斯軍事行動並不知情,俄烏髮生衝突於中方沒有半點好處,中方不可能在知情情況下不予勸阻。

毋庸置疑,俄烏之間仇視日深、積怨已久,加之俄與美國、北約圍繞國家安全利益的較量持續升級,這場衝突確有其複雜的歷史經緯。北約是美蘇冷戰產物,其軍事同盟性質難以否認。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資深外交官喬治·凱南、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等人都曾批評北約不顧俄羅斯反對持續東擴是個戰略錯誤,他們甚至預言了今日這場惡戰。

2008年烏克蘭提出加入北約。2014年時任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曾力主該國選擇不結盟,此人後在美國深度參與的“顏色革命”中下台流亡。這場烏克蘭變局的幕後推手、時任美國助理國務卿維多利亞·紐蘭如今在拜登政府已升任副國務卿,他對普京政權的敵視態度眾人皆知。

烏克蘭作為主權國家,自然有選擇加入北約的權利。但俄羅斯認為,美國和北約將在烏克蘭部署導彈等致命武器,並有意支持烏獲取核武器。在普京看來,“北約壓境”之憂已然轉為“兵臨城下”之危,俄羅斯已窮盡外交手段但卻沒有得到烏克蘭、美國和北約的積極回應,動武是不得已而為之,這是一場“地緣政治的復仇”。無疑,俄羅斯低估了使用武力手段解決問題的難度,戰爭從來都是開打容易退出難。俄羅斯的國際處境或更為艱困。

不幸的是,這場俄烏衝突很可能會進一步升級,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警告的,正向核戰爭的紅線逼近。俄羅斯頗有背水一戰之感,它已明確發出核武力恫嚇,並借使用高超音速導彈之舉釋放不懼升級的信號。

美國和北約早已是這場戰爭的一部分,它們通過為烏克蘭提供高質量情報和先進裝備,實施精準而關鍵的軍事干預。近日,在美國帶領下,北約國家與芬蘭、瑞典等國在挪威舉行規模超3萬人的聯合軍演。

更有甚者,部分美歐人士希望利用俄羅斯日益艱難的處境,對普京政權發起猛擊,通過實施前所未有的經貿、金融和技術制裁,迫使俄羅斯發生內亂,令普京徹底下台。拜登已經公然將普京稱為“戰犯”,美國試圖將這場衝突塑造為“普京的戰爭”。美國這種反戈一擊甚而在俄羅斯推動“政權更迭”的企圖,是十分危險的。如果俄方選擇進一步升級衝突,不排除戰火延燒至一些北約成員國的可能。

以上種種,皆不是中國所願,也不是中國所能掌控,更對中國無益。對於俄羅斯、烏克蘭和美國三方在這場衝突中各自想要的“終局”,中國人還看不清,盲動妄動反而會被動。實際上,中國發揮所謂調停作用的槓桿、能力和資源都是極為有限的。諷刺的是,一方面美國和歐洲的政要不斷逼迫中國“選邊站隊”,要求中國與俄羅斯“切割”一方面它們又要中國在這場衝突中居間調解。正因如此,習近平主席向拜登總統講了兩句中國人的老話,即“一個巴掌拍不響”、“解鈴還須繫鈴人”。

中國的確需要做“切割”,就是要理性、冷靜地把這場俄烏衝突與中美關係、中俄關係做切割。拜登政府一直在強調,中國如果幫助俄羅斯會面臨“後果”。這句話對於中國領導人來說非常刺耳,無異於一種赤裸裸的脅迫,也無益於中美之間的溝通與協調。

美方更不要把俄烏衝突與台灣問題混為一談,這只會讓中美互動的外交空間變得更加逼仄。習近平在此次會晤中對拜登再度強調,台灣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將會對兩國關係造成顛覆性影響。

這場俄烏衝突將使中國重新審視中俄關係,但決不會按照美國所希望的那種方式。無疑,近年中俄不斷走近,與兩國面對來自美國的巨大壓力不無關聯。很多中國人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擔憂,如果俄羅斯倒下了,中國的處境將會變得更加危險,美國對中國的壓制將會更加肆意。如何認識中俄之間的“安全距離”,如何評估俄烏衝突給中國帶來的“戰略負擔”,如何審慎處理中俄美歐四方關係,都是中國需要深思的課題。

歷史上,中美關係不乏因“戰略意外”而顯現“柳暗花明”的案例,比如2001年“911”事件後的中美良性互動。俄烏衝突的影響恐不亞於“911”事件,它是一場衝擊舊秩序的新戰爭,各類新型武器之運用,信息戰、認知戰、經濟戰之如火如荼。

核戰爭之陰影,平民百姓傷亡之慘痛,讓人們看到了戰爭的兇險和代價,各國反對戰爭的聲音愈發強烈。但同時也要看到,這場衝突正使德國、日本等國大幅調整防務政策,尋求增強先發制人的進攻性能力,韓國等國“擁核自保”的聲音也在升高,全球能源、糧食危機和金融動蕩迫在眉睫。

正因此,習近平主席有關“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面臨嚴峻挑戰,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寧”的警告,意涵深刻,不容輕視。當此之際,中國和美國在促和止戰方面須承擔起特殊而重要的責任,從兼顧道義與利益、短期和長遠的角度妥謀對策。外交永遠不是做單項選擇題那麼簡單,道德審判往往會阻礙尋求切實可行的外交方案。美國需走出“民主和平”迷思,破除“絕對安全”執念,剋制“陣營對抗”衝動,不應再用逼人選邊、造謠生事、脅迫恐嚇的“小手段”去應對關乎人類命運的“大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