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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雲 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

美日經濟安全同盟的三大自我陷阱

202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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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美國和日本的安全戰略中日益突出經濟安全保障。2017年,特朗普政府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提出“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美方在對華貿易中採取單方面制裁就是明證。拜登政府執政後儘管放棄單邊主義,但強調與同盟國家在半導體、鋰電池等產業鏈“去中國化”,2021年3月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更將經濟安全上升到中美製度競爭高度。

日本與上述美國的動向同步,在經濟安全保障上也積極配合。2019年11月,日本修改《外匯及外國貿易法》,將外國投資者併購日本上市公司時提前報告的門檻由持股10%改為1%。2020年4月,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設立經濟組,經濟產業省設立專門的補助金幫助日本企業回歸本土生產。10月,岸田內閣新設經濟安全保障大臣職位,並表示將在2022年制定《經濟安全保障綜合推進法》。9月,美日印澳四國機制首腦峰會強調安全的半導體供應鏈建設和高技術領域合作。近期,日本政府又表示將為台積電到日本建廠提供5000億日元補助。上述美日經濟安全保障同盟構想背後都是為了應對所謂“中國的經濟威脅”,這自然引發了中國高度警惕。筆者認為,美日過度強化經濟安全保障同盟會產生跌入三大“自我陷阱”的風險。

首先,經濟安全保障應該理解為經濟增長加上安全保障,沒有經濟增長也不會有經濟安全保障。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國家以經濟安全為理由進行貿易保護,用技術封鎖的辦法來人為地解除相互依存關係,都不會增強自身經濟競爭力,相反會損傷創新力。使用大量的政府補助金,看上去是保護就業機會,但這很容易造成產能過剩和殭屍企業出現。為了在日新月異的高技術競爭中佔有一席之地,各國政府增加對這些技術研發投入很正常,但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關起門來搞研發會讓企業脫離全球市場實際需求,從而損傷創新。拜登政府“購買美國”和工廠回遷的計劃全面實施的話,不僅會讓低收入人群受損,也會降低生產率和創新力。

第二,同盟追求絕對經濟安全的思維會讓大國關係陷入信任赤字困境,結果是損害自身安全利益。美國的經濟安全觀似乎是要減少甚至消除經濟相互依存帶來的脆弱性,從而達到在經濟領域絕對安全的目的。美國的同盟國如果也按照上述絕對安全思路來看待經濟安全的話,實際上就相當於建立軍事領域的全球導彈防禦系統來獲得自身無脆弱性和對方絕對脆弱性。要達到這種狀態,必然需要美國持續地保持同盟小圈子的封閉性和團結。在國際經濟領域高頻度使用國家安全這樣的絕對性話語,也必然會引發國家和社會民眾之間的對立。然而互信是安全的基礎,沒有信任再多的高牆也沒用。

第三,美日經濟安全同盟將阻礙兩國積极參与全球經濟治理規則的集體磋商進程,從而跌入自我孤立的陷阱。無論是美日同盟的高技術安保,還是四國機制安全產業鏈,都缺乏廣泛的代表性和透明度。例如,APEC一直在討論產業鏈互聯互通的重要性。2020年4月新加坡和新西蘭提議強化開放性和連通性的產業鏈構想。5月,APEC貿易部長會議共同聲明主張疫情下也要保證國際產業鏈混亂最小化,強調產業鏈強韌化不應該給貿易帶來不必要的障礙,而且要符合WTO規則。數字經濟是一個新領域,國際規則遠未成形,但如果美日經濟安全同盟堅持認為自己是高標準,這種迷思將會自我孤立。新加坡、新西蘭和智利在2020年1月主導簽署了《數字經濟夥伴協定》,中國在2021年11月正式提出加入申請。據報道,發起國也邀請美日參加,似乎得到的反應不積極。事實上,2019年的G20大阪峰會上,日本提出了《數據自由流通可信規則》構想,但在後續跟進方面美日進展並不明顯。

經濟安全只能在經濟增長和創新中實現,單純依靠保護和軍事同盟,不僅會阻礙正常經濟活動,限制自身發展,還會造成更大的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