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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積敏 中國國際友好交流聯絡會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推動中美關係長期和平共處

2021-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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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豐富多彩的,這源於不同生物種群與自然界的和諧共處。可以說,共處是這個世界的一種實然狀態,也應該是一種自然、應然的狀態。從人類社會發展史來說,各個不同種族、民族的具有不同歷史文化背景、深處不同發展階段的人們相互交往,共同創造着璀璨的人類文明。從政治層面來講,君主制、共和制、人民民主專政等不同政體的國家構成了如今的國際社會,它們或走資本主義道路,或走社會主義道路,但無論採用何種政體、國體,這些國家都同屬於這個世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同社會文化、制度體系和發展道路的選擇不應成為國家間相互爭鬥的緣由,而應成為它們相互借鑒、共同推進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站在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這既帶來了挑戰,又孕育着機遇,關鍵在於如何選擇。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最具代表性的兩個大國,中美關係的形態與發展趨向對於人類文明的演進無疑具有重大影響,這也是國際社會對兩國關係走向保持高度關切的重要原因。毋庸諱言,當前中美關係面臨著重大挑戰,未來發展方向存在很大不確定性。不過,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中美將長期共處,只是長期共處的方式與狀態在不同的政策選擇之下會有不同的表現。

歷史上,中美經歷了四種共處形態:敵對性共處、合作性共處、競爭性共處、鬥爭性共處。在冷戰大環境下,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美便進入敵對性共處狀態,兩國甚至一度兵戎相見。即便在此情境下,雙方的交流互動也沒有完全斷裂。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開啟,尤其是在1979年中美建交後,雙邊關係進入合作性共處階段,雙方在經濟、安全、科技、人文交流等方面的互動頻密,甚至一度形成所謂“准同盟”關係。當然,即使在這一段“蜜月”期,中美也存在着諸多矛盾,甚至在某些問題上尖銳對立。

冷戰結束後,中美關係進入競爭性共處階段,其主要特點是競爭與合作並存,即“競合”。當然,“競合性關係”的形成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的反覆較量、磨合之後方才確定下來。這一時期又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即合作性競爭階段與競爭性合作階段,前者主要是從“911”事件後到奧巴馬政府第一任期,雙邊關係以合作為主,合作大於競爭。2005年小布殊政府提出“負責任利益攸關方”的中美關係新定位,2011年中美聯合聲明強調雙方“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這些戰略定位均反映出這一點。競爭性合作階段主要是奧巴馬政府第二任期,主要表現為美方大力推進將平衡中國影響力作為主要目的之一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以及2015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將應對大國戰略競爭作為優先任務。這一時期雙方關係的競爭性一面增強,尤其是圍繞南海問題、網絡安全等展開了激烈博弈。

2017年特朗普政府執政後,中美關係進入震蕩期,尤其是2017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將中國界定為主要戰略競爭者,繼而在貿易、安全、科技、人文交流等諸多領域對華髮難,使中美關係進入鬥爭性共處時期。這一時期的主要特點是以競爭為主,甚至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對抗,但也不放棄可能的合作。特朗普政府採取“全政府”對華戰略,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國內動員與國際動員。在此背景下,中美關係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也為雙邊關係的改善設置了重重障礙,這預示着兩國關係回暖恐非一日之功。

然而,事在人為,關鍵在於美方的戰略抉擇。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獨立自主是中國外交的核心原則,這意味着中國將堅定不移地維護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將堅定不移地按照既定戰略推進現代化進程,而不會被外部因素所干擾,也不會被帶亂節奏。維護與促進世界和平是中國外交的宗旨,這意味着中國尋求與不同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國家在以《聯合國憲章》原則精神為核心的普遍國際規範基礎上長期和平共處,當然包括與美國長期和平共處。實際上,不論美國政府如何更迭,中國對美外交的原則與立場始終如一,即推動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關係模式。這種新型關係模式符合中美雙方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

不過,這個願景能否實現要仰賴中美兩國的共同努力。讓人憂慮的是,拜登政府似仍在延續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甚至有更進一步之嫌。日前有媒體報道,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將討論並表決一項兩黨共同推動的所謂《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以彰顯與加強美國對抗中國的能力與決心。如今,球在美國腳下,未來中美關係是邁進到合作性共處,還是惡化到敵對性共處,關鍵變量在於美國對華戰略判斷與政策選擇。拜登政府能否做出有利於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性抉擇,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