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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肖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上合組織研究中心副秘書長

回應失衡的全球秩序

202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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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3月23日的“桂林會晤”上,中俄兩國在人權、民主、國際秩序、多邊主義領域達成了四點戰略共識,並商定守望相助、防疫合作、積累合作“輕重資產”、維護聯合國在國際機制中的核心為四大努力方向。儘管中國明確表示“桂林會晤”不是特意安排、不針對特定國家,但是中俄戰略互動總是會直接或間接地對國際政治產生系統效應。若從結構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中俄“桂林會晤”是制衡全球秩序失衡的必然反映。美國結構現實主義巨匠肯尼思·華爾茲指出,“權力強盛的國家總是會把自己想像成以世界和平、正義和福祉的名義行事。然而,這種詞語總是按照強勢國家的喜好來定義的,往往與其他國家的利益和偏好相反。在國際政治中,壓倒性的行為常常令其他國家感到反感並導致別國的制衡”。

由於過度護持自己在國際體系中的優勢地位,強勢國家加劇了全球秩序的失衡。現存的國際體系是由強勢國家主導的,2018年之前國際體系對俄羅斯的壓力要遠遠大於中國。2018年之後中國感受到的體系壓力徒增,並從經濟領域擴大到安全和政治領域,強勢國家與中國的戰略互信和互利降到冰點。特別是當中俄軍事技術合作增加了中國的軍事實力後,中國與強勢國家的分歧在一些戰略性問題上不斷擴大。強勢國家對中國認知嚴重失調,認為中國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增加將影響強勢國家按其利益和理想塑造世界。於是,中國與俄羅斯被強勢國家列為國際體系的修正主義者——是潛在的威脅和競爭對手,並對中國和俄羅斯採取強硬的遏制政策,全球秩序因此加速失衡。面對失衡的全球秩序,中俄被迫加強戰略互動制衡外部壓力。中俄的制衡行為是防禦性的,明確表示不尋求與強勢國家衝突、對抗、敵對,希望與強勢國家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進行建設性的對話與合作。中俄外長“桂林會晤”形成的四大戰略共識是最直接的回應。

中俄作為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國,鞏固雙邊關係是“桂林會晤”的核心,而增加中俄兩國共識是關鍵。雖然中俄兩國的外部壓力都來自同一國際體系,但在具體的尺度上是不同的,並可能相互轉化。目前,強勢國家對中國的壓力在主權領域要高於俄羅斯,俄羅斯在安全領域受到的壓力則高於中國。在化解壓力的方式上,中國與俄羅斯存在着一定的差異。中國更傾向於爭辯和用經濟手段抗爭,而俄羅斯通常選擇法理主義和軍事手段抗爭。例如,俄羅斯通過延長《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尋求戰略穩定,升級武器裝備、頻繁軍事演習等。即便是富有成效的經濟合作領域也需要形成更多的共識。例如,俄羅斯受到金融制裁的巨大影響,俄羅斯希望能說服中國,與其一道減少對美元及西方支付系統的依賴。這樣既能減輕俄羅斯多年來的壓力,又能藉助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影響力對沖強勢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的霸權。俄羅斯的倡議對中國是有吸引力的,因為隨着強勢國家及其盟友對中國內政的干涉,中國與強勢國家及其盟友的衝突可能會不斷升級,並外溢到貿易和投資領域。但是,中國在短期內無法擺脫美元貨幣錨的地位,與俄羅斯的金融合作更多是着眼於預期的戰略穩定需要。

全球秩序重新恢復穩定比以往更加迫切。北約的影響力已擴展到亞太地區,日本、澳大利亞、韓國、新西蘭已成為“北約+”(NATO Plus)成員國,印度是“北約+”潛在的成員國。在2020年12月《北約2030》報告中,中國首次被看成是北約的挑戰。強勢國家及其盟友的行為折射出“大國政治的悲劇”無法避免,這昭示着全球秩序將長期失衡,並存在着較大的危險。因此,無論強勢國家及其盟友,還是中俄兩國都要避免過度制衡行為,多用接觸戰略少用遏制戰略,束縛國家間衝突。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有責任和義務讓全球秩序恢復相對平衡,這是中俄外長“桂林會晤”向國際社會表達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