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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雲 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

日本首相辭職與新時代中日關係

202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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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因健康原因辭去首相職務。2012年底再度執政的安倍連續七年擔任首相,為日本內政外交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穩定期。在他任內,中日關係走出低谷,回到正常軌道,而且近年回暖勢頭明顯。2019年6月,習近平主席出席大阪G20峰會到訪日本,這是中國領導人時隔九年首次踏上日本國土。12月,安倍晉三首相參加中日韓峰會到訪北京。中日雙方還達成原則共識,中國領導人將於2020年春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今年初疫情發生後,中日兩國在共同抗疫中守望相助也一時成為佳話。但之後,中日關係改善的勢頭似乎減弱,例如出現日本企業撤資報道,中國領導人的國事訪問延期,雙方在領土、海洋的老問題也時有反覆。在中美關係持續緊張背景下,中日關係會不會也趨向不穩定?日本對華戰略和政策是否會大調整?這些疑問也在不斷增多。此次安倍首相突然辭職,更引發人們對今後中日關係走向的擔憂。

筆者認為,對於日本的對華認知,需要從戰略高度全面平衡地看待,特別是要從日本對國際關係的全局戰略思考視角去了解,才能看清本質,才能不為一時一事所擾。而如何認知日本對“中日關係新時代”的定義,可以成為這種思考的切入點。

首先,2019年中日關係最大亮點,是兩國首腦在大阪和北京兩次會晤中共同提到“中日關係新時代”,這是近年中日關係中少有的。日本理解的“新時代”是什麼?筆者認為,這不僅僅是指中日關係,更是日本對國際關係整體格局的判斷進入一個新階段的表現。日本理解的新時代除了中國崛起外,更重要的是美國一定程度的戰略脫身及與東亞地區交往方式的改變。長期以來以日美同盟為綱的日本國際戰略,由此面臨“戰略自主空間”擴大的機遇和挑戰。這種戰略空間的擴大,意味着日本要在戰略上直接面對中國,而不能像以往那樣依賴美國協調中日關係。這對日本來說是一個全新的事情。這種機遇和挑戰共存的戰略遠景,是日本要開創日中新時代的最根本動力。

第二,與這種日中新時代論相配套,日本對華戰略思維和政策工具箱也面臨重組問題。戰後,日本對華外交在戰略上基本服從於日美同盟,換言之,其對華政策工具箱中的主要部分是如何通過深化日美關係來間接管控中日關係。然而,原有工具箱顯然對處理新時代中日關係是不夠用的,而新的工具尚未發展出來。在這樣的情況下,目前日本政治精英對如何處理新時代中日關係在認識上存在模糊、缺乏連貫性和意見分裂的情況,穩定的共識未完全形成。筆者認為,儘管鷹派聲音似乎很大,但作為不能搬走的鄰國,實施單純對抗性的對華政策也很難成為日本的主流認知。既然日本的戰略自主空間擴大,那麼日本對華戰略思考也就不會局限於日美同盟這個單一工具。日本已經與長期是亞洲老大的中國共存2000年,有同中國打交道的豐富經驗,這些歷史積累有些可能成為新工具箱的內容。儘管日美同盟的邏輯和動態還會繼續影響中日關係,但以前那種絕對性的影響將逐漸減小。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對華外交工具箱的新內容很可能是在中日新的戰略互動進程中創造出來。

第三,從2014年開始,安倍首相為穩定和發展中日關係切實投入了政治資源,這是安倍內閣因為長期執政從而能從戰略上思考中日關係的結果。儘管安倍突然辭職,但考慮到他退任後仍有影響力,日本上述戰略思考和政治資源投入的積極慣性值得重視。例如,安倍首相執政以來全面開放日本旅遊,這不僅是以經濟利益為目的的決策,而且是日本通過自主開放融入東亞地區一體化的戰略努力。每年800萬中國遊客訪日,對改善中國民眾對日本的認知起了很大作用,事實上也為東北亞地區融合奠定了一定的社會基礎。再如,近期美澳加新英五國外長就涉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日本沒有參與。儘管美國的歐洲盟友德法也沒有參加,但考慮到德法有歐盟作擋箭牌,而日本是單獨面對美國壓力,這表明,日本對華戰略思考中的自主成分在增加。

誠然,中日之間的老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各種挑戰依然存在,安倍首相的辭職也會帶來各種不確定性。但全球戰略格局面臨百年不遇的大變局,為中日真正從戰略上主動認知對方提供了歷史性機遇。新時代中日關係的機遇大於挑戰。中日關係長期穩定的根源是對這種機遇的信念,而積極尋找中日關係本身的內生動能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