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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制還是隱忍,這是一個問題

2020-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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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新冠疫情讓成百上千萬人忐忑不安,時刻擔心自身的健康與生計。疫情給人們身心帶來的痛苦和對經濟的破壞有據可尋,但它給外交政策帶來的壓力卻還未被廣泛探討。街頭頻發的急脾氣、小爭吵和隱性偏見同時在政府中出現。事實上,一個自上而下的謾罵模式顯然已經開啟。

圍繞疫情的全球性焦慮是充滿扭曲的力場,與“戰爭迷霧”不無相似。畏懼、恐慌和急於自保正在削弱基本禮節與常識。

輕薄、報復性挖苦和小心眼的政策都可能成為開戰原因。當中國和美國指責對方把新冠疫情當成武器時,世界正在被一種緩慢釋放的新型有害政治病毒侵蝕。

白宮對中國人民極盡惡毒誹謗之能事,草草告知移民和外國學生限期離境。在太平洋,例行巡邏的次數增加了,“自由航行”以好戰的方式被強化,監視也進一步加強。公司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被制裁。記者被雙方趕走,只留下歇斯底里的聲音填補空白。

網絡上充斥着快消新聞和尖刻的錯誤信息,整個世界正目睹無休無止的以怒制怒。你來我往的辱罵和觀點一致者的部落化正在創造一個巴別塔時刻。每次封城和旅行、旅遊業、貿易的急劇下滑,都讓孤立主義和本土主義的擁躉們加大了力量。

受疫情打擊、過度警戒的人們開始塑造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反動的民粹主義欲求導致了糟糕的外交,而外交也已被這個時代的有毒情緒所污染。

一種集體性創傷已經降臨。即便疫情最艱難的時刻過去之後,壓力也將久久難散。易怒、困惑、焦慮和絕望成為全球性病症。抵賴、憤怒和自我毀滅的行為跡象在每日新聞中為大眾所目睹。

每個人、每個地方都保持着警惕。中國和美國只是世界的一部分,這個世界集體患上了創傷後壓力綜合症。

但一場探戈需要兩人跳,這其中有策略——如果不是補救措施的話。

中國人民大學時殷弘日前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指出了關鍵的一點:中國無需對每次發難都作出回應。

他建議“中國可以選擇不對這一具體案例進行反制”。他指的是美國近期針對部分中國官員實施的制裁措施。“我認為,這麼做中國可以避免自身利益受到進一步損害。”

打破怨恨的閉環有助於贏得政治資本。他補充道:“一種不對稱方式可以給中國更多空間,並給同下任總統進行商談留一扇窗。”

以和平名義採取不對稱做法是突破性的外交。不對稱策略在戰爭中久已有之,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國殖民地的烏合之眾戰勝了強大的英國,或是胡志明缺衣少食的軍隊挫敗法美兩國控制越南的企圖。

但為了和平採取不對稱外交政策的主張是一種新鮮的創造性思維,有助於避免惡性爭奪和沖向谷底。這與一國國內爭取社會正義的鬥爭是一樣的,聖雄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等深諳權力微妙之處的人都成功做到了以退為進。

從心理學角度看,對故意挑釁的不對稱回應,是蔑視挑釁和侮辱的一種方式。操作得體,它就是一種掌控技巧,而不是被掌控。

與之相反,以對等方式回應每一次挑釁,即便這種回應經過深思熟慮,也是一種失敗的戰略。

每次受到挑釁後都迅速激烈地回擊,只不過是被玩弄。衝動回應無法圍繞戰略得失進行透徹思考。

對於明顯的挑釁行為,不經過思考的反制措施會加劇衝突風險。熱血上頭後,很難主動採取克制,哪怕不這麼做的後果很可能是惡性循環,最終導致爆發全面戰爭。

無論以何種標準來說,特朗普總統都是一個舉止無禮的政客,一個失敗的生意人,一個記錄在案的騙子和舞弊者,但他卻是一個一流的挑釁者,他完美掌握了侮辱人、用出人意料的譏諷話轉移批評以及讓無論盟友還是對手都產生戒備的藝術。

與之相比,習近平更顯神秘,他的言論都是精心編寫的,本人也不怎麼在公開場合表露情緒。但如果楊潔篪和王毅等資深外交官近期的報告和言論可以代表官方想法的話,他們都對美國提出了審慎的批評,並表達了從懸崖邊後退、恢複合作禮貌的雙邊關係的意願。

即使我們暫不爭論究竟哪一方做了更多傷害對方的事情(但不要搞錯,這裡其實有很多嚴肅問題需要解決),面對小的挑釁,雙方能夠也應當選擇克制。

憤怒一旦被激起,就會難以控制,完全不受邏輯左右。如果挑釁行為再經由媒體發酵,讓這個社交媒體和即時信息時代的民意變成武器,那麼最謹慎的政客也難阻止戰爭。

在回顧過往的屈辱方面,中國人的集體記憶無出其右。今天在中國依然鮮活的“百年屈辱”文化基因就是一個顯著例子。

銘記通常是件好事,那是歷史學家的事,哪怕過去的經驗教訓為未來提供了並不完美的指導。但執着於每一次輕慢,總是對所有事情進行反擊,只會荒唐地適得其反。

如果想當然的委屈和被媒體放大的抱怨導致一場新冷戰的到來,那將給雙方帶來難以想像的危害。在這個極度脆弱、深度互聯的世界,急速脫鉤對各方來說都註定是雙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