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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剛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世界知識》雜誌編輯

溝通的力量

202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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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左)歡迎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兼總統特使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

2020年8月7日,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去世。消息傳到中國,給瀰漫在戰略界的憂慮和傷感氛圍增添了一絲凝重。

斯考克羅夫特作為當代中美關係史上一個重要人物之所以被銘記史冊,為中國學界熟知和尊敬,不僅是因為他在實務操作中體現的戰略思維,更是因為他曾在最危險時刻參與推動了中美之間的艱難對話。

錢其琛的《外交十記》記錄了1989年的接觸:“就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制裁中國的喊聲甚囂塵上之時,美國派來了密使。”

“秘使外交”是在老布殊總統主動緻密函給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並得到鄧復函之後開啟的。時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斯考克羅夫特將軍作為老布殊的特使,以在困難中維護中美關係為使命,於1989年7月秘密訪華,把鄧小平提出的“解鈴還需系鈴人”原則帶回了華盛頓。

此後半年,老布殊三次致函鄧小平,鄧小平兩次復函,就“解鈴還需系鈴人”原則做更深層次的溝通,商定爭取使中美關係重回正常軌道而不是倒退。那一年12月初,斯考克羅夫特再次訪華,探尋恢復兩國關係的“路線圖”。

進入1990年,東歐劇變削弱了老布殊政府改善對華關係的主動性,但隨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發的海灣危機凸顯了中美在聯合國安理會保持合作的重要意義,兩國外長經多輪會晤,“路線圖”步入實施階段,美國對華制裁開始鬆動,中國重啟融入世界的進程。

這是中美建交以來最成功的一次“危機解套”。在與老布殊合著的回憶錄《重組的世界》中,斯考克羅夫特對那段歷史也有詳細記述,其中專辟一章並以“解套”為題。

斯考克羅夫特認為,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個人關係增進了雙方對對方動機的信任度,哪怕在如何行動這一問題上並不一致。他也寫道,雙方都擁有信念,“路線圖”才得以被成功實踐,沒有這樣的信念,即便最嚴謹設計的對等步驟也難以付諸實施。

當年老布殊是帶着濃重的中國情結和對中美合作有利於世界的信念推動改善對華關係的,為此他背負了沉重的國內政治壓力。在與中方達成一系列諒解後,老布殊否決了國會眾參兩院通過的撤銷中國最惠國待遇的“佩洛西法案”。這一否決又被眾院否決,之後老布殊在白宮和國會山之間進行了艱難的協調,才使總統否決在參院再次投票中倖存。難以想像,如果當時總統否決再次被國會推翻,歷史將會以怎樣的方式改寫。

中美關係並不缺少危機的“尖峰時刻”——31年前、21年前、19年前都曾有過,但最終都通過雙方基於對共同利益深刻認知的溝通化解掉了。然而,目前中美關係正在經歷的危機是瀰漫式的,其尖銳度雖尚不及過去幾次,但廣度和深度卻是前所未有的。

就在斯考克羅夫特去世前一天和後一天,特朗普簽署兩道總統行政令,對中國的TikTok和騰訊公司實施交易限制,美國財政部宣布對中國涉港官員實施制裁。中美關係的危機正大踏步向資本市場和網絡空間深入,“大脫鉤”明顯加快。

嚴格來講,我們正在經歷中美之間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可以用“大國關係危機”來界定的下墜,管理的必要性和難度遠超以往。然而在此過程中,雙方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溝通失靈現象。

過去幾個月,中美之間的官方高層溝通實際停擺,政策信息交換主要靠隔空喊話進行,很多尖銳的言辭和坊間的輿論缺乏當面的解釋,在猜測和臆斷中不斷發酵,加劇了誤判的危險。

把控着美國對華政策調整方向的右翼勢力不具備動力、誠意推動溝通,更不具備維繫中美關係的信念,指導他們的唯一理念是進攻性的現實主義世界觀和高度意識形態化、叢林法則化的政策取向。美國國內政治也失去了給予兩國關係一定喘息空間的基本條件,國會成為反華遏華政策的最大“工具箱”,正在進行的大選更為對華強硬政策的極端化操作提供了肥沃土壤。

與此同時,代際更迭將一些少壯派推上美國對華操作的前台,他們熱衷於劍走偏鋒,缺乏專業的歷練和歷史知識的積澱,也對戰略和政策性對話缺乏耐心,對中美關係的破壞力大於建設性。

顯而易見,“老布殊-斯考克羅夫特式”的危機溝通無法在目前的美國對華政策中被複制。但對中方而言,隨波逐流地放棄溝通努力將是不理智的。中美關係越是向下沉淪,中國就越需要在其運作中重新喚起溝通的力量,一手抗爭、一手對話。

有人說,美國已經決定全力打壓中國,溝通是浪費時間。這種說法過於武斷。誠然,美國國內已就加強應對中國崛起形成了新的跨黨派共識,壓制中國對美競爭力的過快增長是今後一二十年的基本方向,但在具體實施策略上美國仍有很大內部分歧,民主黨主張同中國有限接觸、有限合作。即便在共和黨內部,大量專業人員也對白宮的極端做法持保留態度。

且不論中美之間在雙邊、地區和全球層面上尚有深度利益糾纏,即便當年美蘇相互高度隔絕、各率一個陣營進行冷戰對峙,兩超之間也是存在龐雜、系統和高度專業化的溝通機制並且堅持運作的。

處理當下的中美關係危機,我們為何需要堅持溝通?在筆者看來,目的是要在複雜性、流動性極強的時期盡量澄清一些事實、消除一些誤解、避免一些誤判、杜絕一些誤傳,並為將來中美關係仍有可能的良性調整預留一點空間,以便在條件重新具備時將其引導回基本穩定和建設性協調的狀態。

不得不說,溝通是對美鬥爭手段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說中方的鬥爭是為了制約美方破壞兩國關係的偏激做法,保住中美關係的大局,維護自己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那麼保持溝通則是為了避免過於激烈的衝突,避免合作徹底破局。

我們需要和誰溝通?在美國,仍有大量的知識精英和社會民眾關心中美關係,認同中美合作對兩國和全球的意義,希望它不要繼續壞下去。這些人既包括民主、共和兩黨的建制派,也包括特朗普政府和美國軍方內部的專業派、理性派,以及地方州縣一級的務實派,更包括美國人民,他們都是溝通的對象。

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在7月發表的講話里提出了年內首次訪華的意向,隨後中美兩國防長通了電話,這是一個好的跡象,表明雙方高層之間的溝通意願並沒有完全消失。

我們需要溝通什麼?第一是戰略目標和政策意圖,這是國與國之間溝通的永恆首要命題,即便是各說各話,也有助於加深了解、拓展視野、豐富做判斷的基礎。第二是處理彼此關係的基本原則,即便是敵國關係,也需要有明確的邏輯邊界和行為底線。在這方面,當前十分緊迫的是明確相互尊重政治制度、互不干涉內政、不把意識形態之爭上升為中美核心矛盾和兩國競爭基本面的基本準則。這似乎是當前中方在對美溝通問題上的首要關切。第三是危機控制和風險管理,這既涉及戰略和政治意圖,也涉及覆蓋面甚廣、專業性很強的執行規範和操作規程,以及相關機制建設。這是當前美方在對華溝通問題上的首要關切。在這方面,中方也仍有很多東西需要向包括美國在內的外界學習。第四是即便在兩國政治關係惡化的情況下也可以保留的合作方向。

我們應該怎樣溝通?這涉及對兩國間殘存、癱瘓的溝通機制的梳理、激活、改進和完善。事實上,在中美之間,包括防疫和醫療在內,許多領域性、專業級、工作層的溝通交流機制仍在不受政治干擾地默默運轉,它們理應得到支持。這也涉及風格的調整,應多一些坦率,少一些形式主義和照本宣科,以便賦予溝通更多實質內涵。此外還涉及渠道的拓寬,應該主動創造條件,鼓勵不同界別的人士各顯其能,線上線下多走出去,多元溝通,這才符合中美兩國都是多元社會的客觀條件,才能真正起到“小河有水大河滿”的效果。

“至少留一扇門”,這是斯考克羅夫特在其回憶錄中談及他面對中美關係危機時寫下的話,也是鄧小平和老布殊在當時極其不利的氛圍中的共同期許。鄧小平在1989年11月15日給老布殊的最後一封信中寫道:“在我退休的時候,改變中美關係目前惡化的局面是我的心愿。”

富有政治智慧和開放精神的那一代人,以高度務實的態度實現了極難條件下的解套。在他們看來,溝通不是實利主義的工具,而是信念的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