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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雲 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

中國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美國?

202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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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中美關係持續緊張,兩國國內認為中美無法繼續合作下去的情緒也在增加。例如,美國2017年底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似乎就建立在這種認知的基礎上。在中國,政府高層仍不遺餘力地表態堅定支持中美合作,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近期舉辦的中美智庫對話會上的講話就是例證。然而,中國知識界、媒體和民眾對美國強力打壓下中國一廂情願合作的懷疑也越來越多。在當前的中美關係中,雙方相互認知塑造的背後似乎都隱含一種不要對方做什麼的邏輯:中國希望美國不要敵視中國,不要阻止中國崛起;美國則期待中國不要破壞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不要挑戰其領導地位。相比之下,更為積極的、希望對方成為什麼樣的國家的討論似乎太少。從中國來說,換一個角度思考對美認知可能有助於思維創新。

首先,中國的上述不滿和懷疑完全可以理解,但要避免過早做出結論性的對美認知。在中國看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積極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並在這個秩序中做了很多貢獻,但到頭來美國仍然對中國採取敵視態度。這種失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重要的是,不應讓這種不滿情緒遮擋中國的成功經驗。以入世為例,中國是在付出代價的基礎上籤署議定書的,因為當時國內有一些聲音質疑美國主導的經濟秩序不公正不合理。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入世的決心和努力背後是一次重大的知識革命,即從原來的先改變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秩序然後再融入國際體系的“先後論”,轉變為邊融入邊改革的“並進論”。實踐證明,這一知識革命不僅讓中國高速發展,也推進了國際秩序朝着更加平衡和公正的方向發展。現在美國對華政策中的對抗因素明顯增加,擺在中國面前的,同樣是選擇先等美國放棄仇華敵華認知,然後雙方再展開對話合作,還是選擇努力發掘可能的對話與合作空間,邊做邊改?要看到,美國對華發動新冷戰的廣泛共識尚未完全形成,過早做出結論性判斷將會使認知轉圜變得不可能。

第二,中國希望要一個什麼樣的美國,應成為中國建構和創新對美話語體系的重要內容。2005年,美國原國務卿佐利克將中國定位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從知識建構的角度來說,這實際上確定了讓中國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期待,也成為判定中國行為對錯與否的標準。15年已經過去了,在中國的對美話語體系中,是否也可以考慮提出中國對美國的期待,並以此對美國的國際行為進行評估。這樣做,可以避免使用以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等單純定性式批評為代表的不要美國做什麼的話語體系,更重要的是,可以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同,甚至美國國內的共鳴。中美關係發展到今天已經不僅僅是政府間關係,還包括私人部門、公民社會等各個層面。以此次抗疫為例,美國的比爾・蓋茨財團在中美共同抗擊疫情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該財團是僅次於美國政府的世衛組織第二大出資方,是中美在多邊平台合作的重要潛在夥伴。這些美國社會中積極正面的要素,應該反映到中國對美話語體系的創新中。

第三,中國希望有一個什麼樣的美國,需要在同世界其他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的持續對話和合作中建構。這不僅是中國面臨的挑戰,也是世界性課題。儘管當前中美關係異常困難,但也要看到,美國在戰後國際體系建構中發揮了重要的領導作用。聯合國、世界銀行、IMF、WTO等多邊國際機制都是在美國的設計和主導下實現,這說明美國是一個有創造力和寬廣國際情懷的國家。這些機制直到今天仍然是國際關係的基本框架制度,任何新國際秩序的建構和討論,如果缺少作為超級大國和國際機制創始國美國的參與,都是不可想像的,也不會成功。包括中國在內,國際社會的普遍期盼還是如何把美國拉回多邊主義,而不是建立一個沒有美國的新秩序。在肯定美國歷史功績的基礎上,努力引導美國適應新形勢,建立對自我和國際關係的新認知,是中國和國際社會的共同任務,也是對中國外交的新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