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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中美關係 貿易戰 新冠肺炎 COVID-19 全球治理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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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驗美中關係的時刻

20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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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新冠疫情席捲世界,美中關係也再一次經受着考驗。這次考驗與以往一樣:雖然面臨摩擦與指責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依然可行,抑或中國是美國必須直面的當下以及未來的敵人?目前,兩國在這次考驗中的表現都不佳。一方面,美國對中國採取單維政策,即“贏得”貿易戰;另一方面,中國正在擴大其國際勢力範圍——眾多跡象中的一個便是華盛頓由國家主義者領導,而北京由國際主義者領導。近年來,中國的國際主義者們充分利用了美國從多邊機構和安全聯盟中撤退帶來的機遇,利用其財富獲取更大的經濟影響力,同時壓制批評人士和少數民族。特朗普政府的官員們雖然對中國不斷擴大的國際影響力感到憤怒,但他們似乎也不願投入美國的人力物力資源與其競爭。他們似乎滿足於唱紅白臉:特朗普總統堅稱他在北京有一位好朋友,雖然他的重要部下們都認為中國是美國的頭號敵人。

脫鉤與“恐紅”

就在不久前,美國圍繞中國還存在着一個跨黨派共識:中國是一個崛起中的競爭者,雖然兩國間存在的很多問題——貿易逆差、能源問題、技術轉讓、南海爭端、台灣、人權——正在造成緊張態勢,但這些議題都是可控的,最好通過安靜的外交途徑解決。奧巴馬時代,這意味着圍繞從環境保護到軍事事務的各項議題有多達90個雙邊論壇供雙方展開探討。新的跨黨派共識則拒絕承認中國是一個有效的談判夥伴,因為該國拒絕接受“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持這種觀點的兩黨人士嘲笑前幾任總統的共同信念,即終有一天中國將從經濟改革過渡到政治自由化。相反,中國的網絡黑客、間諜活動以及對學術自由的限制都顯示出這個國家是一個從未改變的對手。因此,雖然兩國間的“戰略互疑”在奧巴馬時代被認為是美中關係的特點,但用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的話說,現在的中國是“我們時代的最大威脅”,而美國的目標就是懲罰未能符合美國預期的中國。

現在,中國領導人必須處理中美關係中的兩大危險趨勢:經濟脫鉤與“恐紅”。兩者都已經產生了影響。在經濟層面,特朗普總統和彭斯副總統的言論都暗示,貿易將成為美中關係改善的指導原則。正如彭斯在2019年10月發表的一次重要講話中所說,中國對幫助中國實現驚人經濟發展的美國善行有所虧欠。彭斯說:“大部分(中國經濟的)成功都由美國在中國的投資驅動,過去25年我們重建了中國。”這一言論必然令北京側目,對中國而言,對美貿易至關重要,但也並非重要到為了符合美國利益而放棄管理本國貿易的程度。

特朗普在美國國會及右翼媒體的盟友正在精心策劃鼓吹“恐紅”。與冷戰期間的宣傳鼓動不同,當時的重點在於渲染中國對東亞構成的軍事威脅,而現在的重點在於中國的軟實力。其中一個元素是中國的勢力擴張對美國社會構成的所謂威脅;另一個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對海外的貸款。人員交流、孔子學院、中國媒體在美分支機構、無論是否持有美國護照的華裔科學家和其他專業人士全都面臨著懷疑與隨之而來的限制。華裔美國公民受到騷擾和身體傷害;前華盛頓州州長、前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在一個支持特朗普的電視廣告中被稱為中國間諜;美國和平隊在中國的項目被叫停;華盛頓還警告海外接受中國貸款的人士小心掉入債務陷阱,因為可能會讓北京擁有進行經濟盤剝和設立軍事基地的籌碼。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債務問題的確存在,但其他國家要麼很感激中國的借款,要麼別無更好的選擇,因為特朗普政府幾乎不允許任何競爭存在,尤其在非洲。

自然,中國否認這些指控與批評,認為這些無非都是“中國威脅論”的最新版本。北京爭辯,中國的目標是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它尋求與美國協商與合作(C2)而非取代美國,而“一帶一路”倡議為關鍵發展項目提供了亟需的資金。此外,中國崛起代表的是自身歷史“夢”的實現,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中國的官方戰略文件並未將美國視為敵人,但美國的確被廣泛認為是中國持續崛起的主要障礙。美中關係緊張態勢越加劇,兩國國內的民族主義聲音就會越嘈雜,很可能將看到積極雙邊關係存在價值的國際主義聲音淹沒。中國備受尊敬的美國觀察人士王緝思在2018年寫道:“包括我自己在內,一些中國的美國觀察人士發現,我們研究多年的這個國家正變得越來越陌生、越來越不可預測。”他援引了美國政治的各種負面特性以及華盛頓既未定義也未遵守的對“基於規則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堅持。他警告,與之前雙邊關係中出現的危機相比,“當下雙邊關係的惡化或許更為持久”。我們不難想像,對於像王緝思這樣信奉與美國接觸政策的中國分析人士而言,要想證明他們的立場是正確的,會有多麼艱難。

疫情來了

在新冠疫情的應對上,美中兩國展現出有趣的對比。對兩國的最高領導人而言,其相似性令人矚目:早期的瞞報、不實的指責、遲來的承認、肩負“戰時”領導角色以及試圖篡改歷史以期展示出前後一致的、充滿活力的領導力。兩國領導人似乎都下定決心要控制敘事,弱化早期處置不當的責任。然而,在執行層面,習近平與特朗普之間存在巨大差異:援引中國的封城措施並盛讚中國是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受疫情影響國提供病毒防護物資的主要捐助國,習近平將中國是病毒發源地的敘事轉化為中國是抗疫標兵的敘事。一些分析人士從全球領導轉換的角度看待這種戲劇化的人道主義危機救援轉換。這或許有些誇大其詞了,正如美中政策基金會的王翼指出的,好幾個國家的政府批評中國“失信”,特朗普也竭盡所能令事態看起來就是這樣。特朗普則展現出了驚人的無能,他無視疫情即將爆發的多種警示跡象,未能充分利用總統權力確保生產亟需的防護物資,拒絕指派抗擊病毒全權協調員,拒絕接受醫療專家關於防範病毒合理措施的建議。當中國宣布危機結束、人員和商業開始恢復正常時,美國應對新冠疫情卻出現了功能性障礙,美國經濟也開始自由下落。

同樣重要的是,雖然新冠病毒有可能成為中美合作應對全球健康危機的機遇,但這反而成了雙邊關係中的另一個摩擦點,在美國大選年更是如此。華盛頓多股勢力正在合謀反對與中國進行合作。在白宮內部,那些所謂的對華鷹派推動特朗普針對即將爆發的疫情採取行動,最終出台了對往返中國的部分旅行禁令。有報道稱,特朗普最初並不願指責中國,他擔心此舉會切斷來自中國的醫療物資供應。但在讚揚了習近平的領導力之後,特朗普轉而開始附和鷹派的觀點,有意使用具有挑釁意味的“武漢病毒”、“中國病毒”等詞彙。此後,特朗普開始帶頭指責中國,例如他稱北京在知會美國可能爆發疫情上晚了數周之久。急於支持特朗普將關於病毒的敘事從自身無能轉移出去的右翼媒體也應聲附和。新的跨黨派共識也發揮了作用。正如調查機構Harris Poll的負責人所說:“(在華盛頓)大多數人支持要求中國信守承諾,認為中國基本上無法令人信任,應針對中國出台更強硬的貿易政策。”

前路艱險

特朗普與習近平或許回顧了美中兩國合作應對SARS疫情、H1N1病毒以及埃博拉病毒爆發期間派遣醫療專家奔赴非洲的往事。然而,今日我們看不到如此高尚的行動,因為脫鉤已經外溢到了公共健康領域。例如,特朗普在回答一位香港記者關於美國與中國合作抗擊新冠病毒的提問時發表了如下言論:

聽着,我會讓你們知道。幾個月後,我會給你們一個滿意的回答。我只是想看看(中國人)怎麼做,因為現在是時候讓他們幫助我們了。如何?眼下是時候中國幫助我們了,我希望他們這麼做。但如果他們不這麼做,那也沒關係。我們已經簽署了一份協議……我們要看看這份協議是否會被執行。我認為會,因為我了解習主席,我喜歡他,尊敬他……我會讓你們知道結果。但是,要知道,這許多許多年以來,中國一直在享受着我們提供的午餐,因為美國的前任總統們讓犯下絕對謀殺罪的中國全身而退,而這本不應該發生。

因此說到底,正如特朗普以往的所作所為一樣,這一切都事關貿易。

新冠疫情已經成了不實指控、陰謀論、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言論的戰場。中美兩國的民族主義者正利用病毒和指責把戲來煽動懷疑、強化(支持)領導者聲望的敘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的新冠病毒起源或許與美國軍方有關的言論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參議員馬可·盧比奧和阿肯薩州參議員湯姆·科頓等有影響力的右翼政客將新冠病毒視為對中國施加新制裁措施、推動作為美中經濟全面脫鉤一部分的“購買美國”計劃的機會。他們的一些提議,如禁止進口包含中國製藥配方的藥品,得到了自由派的支持。其以“受制於中國”為由取消美國對世衛組織的資金支持,指責美國之音通過對中國抗擊新冠疫情的報道支持北京(白宮在一份聲明中稱:“記者應當報道事實,但美國之音卻放大了北京的政治宣傳。”),這些都是最新的“恐紅”伎倆。與此相對的是諸如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和前美國官員以及智庫負責人等的理性聲音。他們認識到此刻的重要性,呼籲擴大美中合作抗擊疫情。如果說新冠病毒揭示了什麼,那就是只有國際合作才能有效應對全球性危機,無論是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還是核武器。

新的跨黨派反華議程或許還未能擁有足夠多的支持來大幅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但在總統選舉中這將成為一個議題——民主黨被形容為對華軟弱。未來一段時期,這一議程無疑將對美中關係產生影響。這或許意味着亞洲將重返冷戰時代。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我們需要設想一個不同的未來,一個復興基於競爭性共存的美國對華政策的未來:在可能的領域尋求共識,在製造摩擦的領域通過官方或非官方的外交途徑解決問題。美國需要明白,中國不是前蘇聯或俄羅斯;中國需要明白,尊重人權和透明度對美國而言多麼重要。雙方必須明白,它們是多麼需要彼此來維護一個和平、穩定的世界。建立信任是關鍵,而最好的方式就是找到(或重新發現)通往安全的合作途徑。對於亞洲和全球安全而言,疾病防控、恐怖主義、氣候變化、國際經濟、能源問題、海上交通規則、核武器和常規武器擴散,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等都是美中合作可行且至關重要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