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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後的國際秩序

202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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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全球抗擊冠狀病毒大流行同時進行的,還有有關全球治理的兩種對立說法展開的拉鋸戰。儘管處理疫情更為緊迫,但兩種說法哪一種佔上風,同樣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第一種說法直截了當,認為一場全球性衛生危機進一步昭示多邊主義的必要性,並暴露出單邊民族主義或孤立主義的謬誤。第二種說法的觀點相反,認為全球化和邊界開放造成了抵禦病毒和其他威脅的脆弱性,目前對供給和搶救設備控制權的爭奪,說明每個國家首先應管好自己的事。第一陣營的人認為,這場大流行證明各國必須團結起來戰勝共同威脅;第二陣營的人則認為,大流行證明國與國之間保持距離才更加安全。

乍一看,新冠疫情似乎使進一步協調國際政策的主張更有說服力。鑒於冠狀病毒不會止步於國境,應對措施不受國界限制也是理所當然的。

從公共衛生角度看這很好理解。如果新冠病毒在不管什麼地方持續存在的話,那麼無論人們怎樣努力隔離,它對所有地區來說都仍然是潛在的威脅。檢測工具以及將來發現的治療方法和疫苗分發得越廣,大流行就會越快消滅。科學知識分享得越多,藥物就會越快開發出來。同時,各國政府在旅行限制和社交距離等問題上越多進行協調,這場危機就越容易走出。

大流行還需要人們付出更多集體努力,不僅幫助當地弱勢群體,還要解決造成人員傷亡的戰爭衝突。由於大流行帶來額外的社會經濟壓力,國內或國與國之間進行的衝突有可能讓政府的職權進一步喪失,甚至使那些危如累卵的國家崩潰。除去顯而易見的生命損失,它還會製造出新的無底洞,新冠病毒在那裡將肆意傳播,更多移民將越過管制較少的邊境,暴力的非國家行為者將有更大的機會利用混亂,在那裡紮根並發展。

最後,尋求國際合作還有明顯的經濟理由。通過幫助受打擊最嚴重的國家,所有國家都可以減輕全球經濟崩潰給它們帶來的衝擊。

然而,大流行也增加了對立一方觀點的吸引力。危機往往會強化並加速已有的趨勢,嚴重的危機更是如此。新冠大流行恰逢民粹主義者和本土主義者對全球主義和戰後國際秩序的抵制不斷加劇,這種抵制源於國內和國與國之間存在不公。

攻擊者認為,冷戰結束後出現的全球經濟體系是以犧牲多數人為代價,讓少數人受益。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同樣,聯合國已經變得像個老古董,它偏袒很久以前那場戰爭的勝利者,反映的是過時的權力關係,而且它讓南方國家得不到充分的發言權——其中許多國家在1945年聯合國成立時還沒有獲得獨立。與此同時,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對社會經濟的不滿在俄羅斯、土耳其、匈牙利、巴西、以色列和美國等地引發了各種形式的民粹主義、本土主義和威權主義。

新冠危機很可能強化這一態勢。對未來的一種想像是,在接下來的數月和數年內,緊迫的國內需求將使國際團結看上去是一個難以負擔的奢侈品。隨着國家經濟收縮,資源將會減少,政府將竭力供養自己的人口。政治領導人會發現,把資金合理分配給對外發展援助、國際衛生及救濟組織、難民或外交行動倡議是極其困難的。而國內不滿情緒的上升,將會轉化為對國際體系更大的憤怒和幻滅。

此外,任何美國宣稱自己擁有的全球領導地位都將被削弱,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對這場大流行處理失當,人們感覺美國自顧不暇,更別說照顧其他國家,在人們看來美國在關鍵時刻退縮了。而中國在危機最嚴重時刻非常上鏡地表現出了慷慨大方,所以它有可能填補領導力的空缺。但中國可能發現,由於對疫情的處理一團糟,以及經濟的嚴重萎縮影響到國內政治,它自己也將疲於奔命。

無論是誰(如果有的話)最終勝出,我們都很難相信這場大流行所造成的社會經濟絕望不會變成更強烈本土主義和仇外情緒的溫床。在許多國家,人們已經開始讓外國人和少數族裔成為替罪羊了。

一個更優越、更強大的國際秩序會在某一時刻出現嗎?也許吧。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取得勝利之前,同盟國就已經開始設計一種戰後秩序,以防另一場全球衝突重演。但這一秩序存在深層次的缺陷。儘管製造出全球治理的假象,但它的有效性永遠不會超出處於核心地位的敵對大國所允許的範圍。雖然它是成功的,但人們也可以列舉出它的一系列巨大失敗。

不過,20世紀40年代建立的這個體系顯然比之前的體系要好。2020年,人們需要開始設想,我們要用什麼來建立一個新的、更可持續的秩序,來解決人們對平等的日益擔憂,讓更多國家能發出自己的聲音。而在這期間,我們也許不得不進入一個新世界,一個混戰突然取代現有安排的世界。即使事情證明混亂只是暫時的,它也會是一個悲傷、分裂、危險的戰後時代終曲。

新冠病毒暴露了有缺陷的國際體系應對全球危機的代價。唯一比這更糟的結局,是我們將在完全沒有體系的情況下應對下一場危機。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fter COVID-19”(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