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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羽 同濟大學全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當前中美俄三角關係的形成及若干特質

2020-03-04

中美矛盾代替以往的美俄矛盾成為中美俄三大國關係中的主要矛盾,這一進程始於奧巴馬上台執政的2009年。當年7月美俄元首莫斯科會晤開始的由美方主導的美俄關係“重啟”,實際上是為2010年正式啟動美國全球戰略重心東移,或稱亞太再平衡戰略所做的重要戰略準備。

美國開始以中國為主要戰略競爭者的新一輪中美博弈,在奧巴馬任期多數時間裡都進行的比較溫和。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秉承民主黨人外交哲學的奧巴馬在對華政策上具有濃厚的自由主義色彩,即謀求在國際規則和多邊主義框架下制約中國的外交和經濟行為。例如,奧巴馬政府以極大精力拚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以遏制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而不是直接的關稅制裁。2016年夏季支持阻止中國在南海行為的國際仲裁,但仲裁結果公布後,美國太平洋艦隊避開了敏感的南海,停泊在被菲律賓本土隔離開的菲律賓海海域,說明奧巴馬政府避免美中直接對抗的戰略取勢。

另一方面,奧巴馬認同國際治理的自由主義理念。在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的背景下,奧巴馬高度重視多邊合作,特別是大國合作的作用,並積极參加在中國杭州舉行的G20峰會。應該強調的是,中美之間的高級別戰略與經濟對話共進行了八輪,貫穿奧巴馬兩個任期的始終。

在三角關係的另一對組合中,美俄關係重啟確實給俄羅斯帶來了重要的紅利。雙方很快達成新的核裁軍條約,先後成立了16個總統委員會促進雙邊合作事宜。更為重要的是,美國開始尊重俄羅斯在獨聯體地區的特殊利益,不再介入2010年烏克蘭總統選舉,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順利勝選。美國還毫不猶豫地兩次拒絕了2010年春季動亂中成立的吉爾吉斯斯坦新政府派兵維和的邀請。然而,在烏克蘭危機中俄羅斯攫取克里米亞半島,不僅導致了美俄關係重啟的徹底結束,還引發蘇聯解體後前所未有的美歐聯手逐步深化對俄制裁。危機所引發的俄美矛盾驟然尖銳化,雖然並未在較大程度上牽制美國對華政策的智力和實物資源,但確實明顯沖淡了整個國際社會對中美矛盾深刻性的認知和關注。

特朗普時期,其政府重實力輕合作的現實主義外交理念,“美國優先”的行為邏輯,美國對華實物貿易逆差的快速增長(據美方資料,2010年為2730億美元,2017年為3752億美元,2018年為4192億美元),“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幾年後國際影響力的增長,中國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近年與西方差異的日益增大,都加劇了美國朝野的國際領導地位危機意識,導致特朗普政府從2018年3月開始對中國實施以貿易戰為先發措施,涉及軍事、外交、金融、科技、教育及意識形態領域的全面遏制,並前所未有地在一系列國家戰略文件中將中國定義為首要的、最危險的戰略競爭者。目前種種跡象表明,大選過後,美國新一屆政府將調整對華遏制政策,雙邊多邊同時並進,提議修改WTO規則以整治中國的“不公平貿易”政策,聯手歐盟和日本共同實施對中國的技術脫鉤。中國的國際環境可能將更加險惡。

在中俄感到比以往更需要加強戰略協作以應對美國壓力的今天,儘管兩國對美國的靜態劣勢(實力對比)由於中方因素已經有明顯改善,但動態劣勢仍難以改變,也即中俄相互間都不能在對方最需要的領域給予化解美方壓力的有力支持。例如,俄方既不能向中國提供幾千億美元的國內市場,更不能提供先進的產業技術;中國無法在烏克蘭和敘利亞戰場支持俄羅斯,也沒有能力為其提供化解制裁的足量發展資金。

總之,由奧巴馬到特朗普,美國的對華政策完成了從以遏製為主,保留有限合作,向具有濃郁冷戰色彩的全方位遏制的過渡,完成了三角關係中以美俄矛盾為主向美中矛盾為主的過渡,同時也完成了當代中美俄三角關係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