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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剛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世界知識》雜誌編輯

新技術包裹下的中美競爭:未來已來,合作未至

2019-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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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研究中美關係的專家學者們正在惡補兩方面知識:一個是冷戰史以及美蘇戰略博弈所能提供的經驗教訓,再一個是新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對人類生產形態的影響和對國際關係的衝擊。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表明中國準備像真正的全球性大國一樣直面戰略競爭。

已進入“後接觸時代”的中美關係日益被各種因素裹挾進戰略競爭的峽谷,競爭在傳統和新興兩個層面同時進行,加劇了形勢的複雜性和嚴峻性。

傳統意義上,兩國軍事力量在西太平洋海上展開的當面戰略博弈歷時已近十年,沒有緩和下來的跡象。另一個情況是,美國退出《中導條約》後希圖開啟新的多邊核裁軍談判進程,要求中國必須參與其中,理由是擔心中國中導能力的快速發展和與俄羅斯的“事實結盟”擊破美國的海上戰略優勢和發起第一波核打擊的能力。

在新興技術領域,人工智能已成為中美戰略競爭的重要方面,雙方都希望佔據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制高點,以此作為所謂“國運之爭”的跳板。中國希望使自己的人工智能理論、技術與應用到2030年總體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特朗普總統2019年2月簽署的行政令要求保證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美國國內有股力量正推動中美在人工智能等關鍵科技領域“脫鉤”,以阻止中國對美國“彎道超車”甚至“換道超車”,這導致中國國內“技術愛國主義”高漲,加速推進自主研發。另一激烈競爭的領域是半導體。

基辛格認為世界已經站在“新冷戰的山腳”。上個世紀冷戰的最基本特徵之一,便是美國和蘇聯在關鍵戰略地帶以直接對峙和“代理人戰爭”的形式進行拉鋸式地緣爭奪,同時各自狂熱追求尖端技術優勢,進行綜合國力的競賽。美國利用巴黎統籌委員會阻止蘇聯通過貿易獲得西方的高新技術,並憑藉自己的軍民融合優勢拖住蘇聯,最終贏得了競賽。現在尚不能用“冷戰”或“新冷戰”來界定世界格局正在發生的變化,但在傳統層面與新興領域同步展開的大國競爭已經開始合圍。

2019年11月,96歲高齡的基辛格博士又一次來到北京,這次不是來談其所熟悉的地緣政治,也非在白宮和中南海之間傳話,而是出席創新經濟論壇的一場特別對話。關於人工智能,基辛格也在做他的追蹤思考,承認幾年前並不相信新技術,但現在意識到人類即將迎來巨大的變化。在此前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基辛格擔心人工智能可能取代人類的理性分析,“終結啟蒙”。

在刊載於《大西洋月刊》的這篇文章中,基辛格主要從人類的視角出發談論“全新的甚至更加徹底的技術革命”,雖未直接涉及這場革命與大國權力架構的關係,但坦言世界秩序正面臨一場“顛覆性的變革”。而在基辛格此前闡發的世界秩序圖譜中,大國是絕對的主角。

隨着人工智能的發展,圍繞這項新技術的討論逐漸豐富起來,主要在三個層面上進行。第一是在哲學層面,也就是基辛格關注的層面,未來應“以人為中心”還是“以機器為中心”,人會不會最終淪為機器的奴隸?第二是在技術層面,存在優先發展技術、邊發展邊規範,還是規則先行、技術緩行的爭論,而一些技術人員急於施展技術,並不完全清楚他們正在做的事會對歷史產生什麼影響。第三是在國家層面,人們接受的一個現實是,沒有哪支全球性力量抵擋得住技術變革帶來的誘惑,為能在關鍵時刻制勝對手而追逐技術優勢,國家有可能陷入人工智能賦能狂熱,未來比規範技術更重要的恐怕是約束國家的慾望。

三個層面的討論並非相互割裂,而是彼此有着密切的關聯。當下人們對未來的恐懼感在相當程度上源於新技術平台搭載傳統矛盾所形成的未知。

在當今世界的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潮流中,中國和美國是公認的兩大引領者。美國擁有“從0到1”的基礎研發優勢,中國則憑藉龐大的人口基數和數據資源在應用和工程能力方面領先。未來,如中美實現競爭性合作,人工智能的快速、高質、規範、普惠發展大為可期;如中美選擇技術爭霸,極力打造技術和資源壁壘,在相互隔絕的狀態中各行其是,那麼兩國各自新技術的發展都會降速,人類對技術失去控制的風險則明顯上升。

通過對科學和工程領域著作進行文獻統計,有研究發現中美兩國學者在2014年至2018年間共同發表的科研論文數量增長了55.7%,並得出結論:如果美國貿然切斷同中國的科研合作關係,會導致美國的發表成果數量也大幅下降。

中美這樣的大國還不得不面對另一種挑戰:人工智能技術應用的門檻並不高,其軍事化的積極實踐者絕不僅限於大國,也包括在軍事對峙中處境不利的中等國家,它們當中的一些一旦成為技術擴散的受益者,對先發制人和非對稱打擊效果的追求將不僅迫使大國增加投入,也把國際安全置於更加不確定、不可測的境地。此外,如果恐怖主義組織掌握了人工智能技術,會怎樣使用它呢?

在傳統的地緣政治、零和競爭、絕對控制以及非對稱思維驅動下,人類會不會忽略甚至漠視規範和道德使用新技術的需要,最終開啟技術反嗜的“魔盒”,親手按下歷史終結的按鈕?大國將在這股被眾多因素裹挾的趨勢中做何選擇,是扮演正面角色還是反面角色?這種假設與當年美蘇遊走於“確保相互摧毀”核戰略邊緣從而幾次陷人類於生死存亡關頭有相似之處。只是,當年中止“古巴導彈危機”的是大國領導人和艦艇指揮官的理性,將來如有第三方或非國家行為體利用新技術製造災難或者人工智能自我決策引發危機呢?

在國家的競爭和普世的倫理之間盡到管理與引導的責任,是一種艱難的平衡,大國首當其衝。依中美目前的關係態勢,兩國合作發展人工智能的前景幾乎不存在,惡性競爭的可能卻仍在被不斷放大。

中國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專業委員會提出的八項原則是:和諧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隱私、安全可控、共擔責任、開放協作、敏捷治理。其中,“責任”和“可控”是關鍵詞,也是最容易凝聚國際共識的。既然具備人類視角的相通價值是存在的,中美乃至全球範圍內的人工智能治理對話與合作也是可以開展的。在此方面,歐洲走在前面,中美需要跟上。

在敵意螺旋下降的過程中,中美急需為彼此關係找到新的“壓艙石”或“穩定舵”。有鑒於經貿合作的作用已經不穩,在兩國之間探討全球治理合作具有政策儲備意義,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研發與應對規則的制訂以及相關技術軍事化後的軍備控制可以成為兩國對話協商的領域。然而,我們不必指望這樣的溝通真能將中美關係帶回建設性接觸的狀態。未來數十年的中美關係,首要特點是戰略競爭,迫切任務是管控風險,新的“壓艙石”恐怕只能寄希望於通過相互試探和博弈,建立某種相對穩定的機制架構,最終實現大國權勢的平衡。

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時代正在到來。任何一個大國都需要意識到,單憑一己之力是無法主導這個時代的。而且,將來的治理就算再敏捷,也未必跟得上機器自我學習和進化的步伐。需要對未來有足夠的敬畏,不僅要掌握競爭和博弈的常識,也要學習克制和管理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