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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裴敏欣 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教授

脫鉤對美國來說並非易事

201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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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到今天,中美兩國的戰略思想家都無法忽視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兩國深度一體化的經濟已經開始脫鉤,且隨着兩國整體關係日益敵對,脫鉤速度有可能加快。

即使北京和華盛頓在12月中旬達成臨時貿易協議,2020年美國大選年裡達成一份讓這場激烈貿易戰停火的全面協議仍無定數,而且似乎遙不可及。雖然美國商界希望看到商業關係正常化,但來自美國國家安全部門和中國行政及立法部門內部強硬派的反對,會讓這樣的協議極難達成(即使不是不可能)。

在兩國政府,“脫鉤”的戰略邏輯都很強大。對於美國的安全鷹派來說,與中國先在貿易上脫鉤,再在技術和金融上脫鉤,將使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大幅下降,其實力也將受到遏制。而在中方的強硬派看來,過度依賴美國的市場和技術會給主權和國家安全帶來無法承受的風險。

由於雙方有相似的地緣政治考量,中美之間的脫鉤趨勢肯定會持續下去,除非基本關係出現180度的轉變。考慮到兩國之間深深的戰略互不信任、安全競爭的不斷升級以及不可調和的意識形態分歧,這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美國在脫鉤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是,除非華盛頓有盟友的大力支持與合作,否則這一戰略不太可能達到切實降低中國增長潛力的目的。

不錯,僅中美在經濟上脫鉤就能給中國經濟造成真正傷害,並削弱其增長潛力。美國也將因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儘管代價相比中國要低。但是,中國還同美國的盟友——特別是歐盟和日本——保持着深入而廣泛的商業聯繫,如果沒有這些盟友的支持,華盛頓的脫鉤戰略就只能收到部分效果。

一些數據說明美國面臨的挑戰:

儘管美國仍是中國最大的單一商品出口市場,但是歐盟與日本加在一起,其市場規模幾乎和美國一樣大。2018年,美國從中國進口了價值5400億美元的商品,而歐盟和日本分別從中國進口了4340億美元和750億美元的商品。在外國對華直接投資方面,僅僅歐盟就是比美國還要大的投資者。2018年,美國在華直接投資總額為1070億美元,而歐盟約為1940億美元(2017年數據)。

顯然,中美脫鉤儘管會嚴重傷害中國,但僅僅美國一方脫鉤卻不太可能擊垮中國的經濟。未來幾年美國面臨的真正挑戰,是說服其盟友也與中國脫鉤。不過這確是一件難事。

可以肯定,在對中國的貿易行為、不斷增強的軍事實力、自大的外交政策和對人權的侵犯感到擔憂方面,美國的盟友與華盛頓有共鳴。事實上,它們視中國為競爭對手,甚至是威脅。但與華盛頓不同的是,它們不認為中國對它們的地位、安全或經濟福祉構成生死存亡的威脅,也不太可能效仿華盛頓的脫鉤,因為那會讓它們付出高昂的經濟和地緣政治代價。

對於美國和歐盟,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於安全方面有迥然不同的利害關係。作為亞洲和平與安全的保障者和世界超級大國,美國比歐盟更能感受到中國力量的威脅,而後者有幸位於半個地球之外,只是一個沒有全球地緣政治地位野心的後現代國家聯盟。

所以,促使華盛頓實行脫鉤戰略的基本地緣政治邏輯,在布魯塞爾要麼不存在,要麼弱得多。即便對於日本,中國所代表的也是另一種挑戰。雖然從理論上說東京肯定面臨來自中國的威脅,兩國存在着長期的領土爭端,但作為中國的近鄰,一個大致穩定、友好的中國也是符合日本長期利益的。由經濟脫鉤引發的中美全面冷戰不僅會讓日本捲入其中,還會日益加劇地區的緊張和不穩定,沒有多少日本領導人願意經歷這種情形。

除了不對稱的安全利益,美國的盟友們還把中國視為它們最關心的氣候變化問題上不可或缺的合作夥伴。由於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氣候協議的決定讓雙方徹底疏遠,美國的盟友特別是歐盟現在指望中國能在這一領域繼續合作,與中國脫鉤將使這種合作變得不可能。

最後,美國及其盟友的經濟算盤也各不相同。對美國來說,經濟上的危險,比如能否進入中國龐大且不斷增長的消費市場,是實實在在的,但卻可以承受。與歐盟經濟和日本經濟相比,美國強大的國內經濟更獨立於世界其他地區,因此美國有能力應對脫鉤帶來的衝擊。而對歐盟和日本來說,失去中國市場的損失要大得多,因為中國經濟是全球增長的主要來源,中國消費市場的擴張速度也快於成熟的美國消費市場。

因此,只靠談判不太可能幫助華盛頓說服其盟友採取同樣的脫鉤戰略。美國不僅需要開始把盟友當成真正的朋友,還必須有實質性的經濟獎勵措施,補償它們為脫鉤付出的代價。最重要的是,華盛頓必須重新樹立其道德權威,奪回氣候變化問題上的領導地位。顯然,這一切在特朗普當政情況下是不可能的。

美國盟友與中國脫鉤的唯一可能性取決於北京。此中的想像是,中國的一系列政策失誤逐漸讓美國的盟友相信,它是一個級別與前蘇聯相當的生存威脅。這種失誤包括在香港以安全為由進行鎮壓、軍事入侵台灣和南海、把在新疆的鎮壓升級,或者不能進行有意義的經濟改革使中國市場對歐洲和日本公司更開放。

不用說,這種局面對有關各方都將是災難性的。希望中國領導人不會讓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