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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羽 同濟大學全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中美關係戰略新面貌

201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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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戰略是指問題的全局性和中長期性,那麼可以認為,2018年以來中美關係的變化導致了其戰略新面貌的出現。遺憾的是,這種“新”是以兩國關係全面惡化和對峙為特徵。這種新面貌體現在以下諸多方面。

其一,1972年以來美方關於美中之間建立合作關係的利益和邏輯基礎判斷出現了第二次戰略性調整。很顯然,1972年到1989年中美關係突然破冰與合作不斷深化,其中一項重要的政策目標是雙方謀求建立反蘇戰略夥伴關係。1989年5月,一方面是中蘇關係的正常化,另一方面,老布殊政府提出了“超越遏制”的對蘇新戰略,使冷戰年代中美合作遏制蘇聯擴張的利益基礎不復存在。此後,美國繼續與中國發展合作關係的戰略考量讓位於一個基本的、曾經長期起作用的邏輯判斷,2005年9月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關於中國問題的著名演講對其進行了扼要表述:開放的中國不僅不具有挑戰性,而且日益融入現有西方主導的國際體制,因在其中大大獲益,已經成為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但近兩年來,美國朝野一致認為,與西方主流社會漸行漸遠、具有威權體制、意識形態再度迅速發展的中國對西方的自由主義體制和意識形態以及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構成了最危險的挑戰。很顯然,在美方看來,美中發展合作關係的利益和邏輯基礎均已消失。

其二,美國當前的對華政策已經開始具有全面的傳統冷戰色彩。新冷戰是指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基本相同的基礎上發生的上述現象,例如現在美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而傳統冷戰是指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截然對立的基礎上發生的外交上相互孤立、經貿上相互制裁與封鎖、軍事上相互對峙的關係狀態。2018年9月,特朗普在聯合國大會上對社會主義進行激烈指責。如今,外交上,在美國擬定印太戰略的背景下,印度的對華敵意明顯增長;軍事上,美國退出《中導條約》並計劃在西太平洋地區部署中導;經濟上,一輪接一輪關稅戰升級的同時,美國不斷加強了對美中科技、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封殺。顯然,全面的傳統冷戰已經成為當前中美關係最突出的特色。

其三,目前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在國會兩黨、政治界和戰略分析界朝野高度一致的基礎上形成和開始實施的,這預示着現有關係狀態不僅短期內難以改變,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也難窺轉機。2017年底和2018年初特朗普簽署的三份國家戰略文件,美國國會近兩年在通過涉華法案時鮮見的一致性,都反映了兩黨對華政策的高度共識。一向在對華政策上分為兩派的美國戰略分析界,近年來不僅出現了高度融合,而且觀點更加聳人聽聞。例如,著名漢學家白邦瑞(M. Pillsbury)認為,中國的對美政策是從美國迅速獲利並最終取代美國領導地位的“戰略騙局”。米爾斯海默甚至認為,美中必有一戰。

其四,經濟上的深度相互依存未能阻止特朗普政府形成和實施對華全面遏制政策,反映出美國政府在此輪美中戰略博弈中着眼於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之爭、意識形態之爭、國家利益之爭、世界領導權之爭等多維戰略考量。因此,美國政府在此輪中美博弈中不會太多顧及經貿損失。為了實施強制性的產業鏈和價值鏈脫鉤,特別是着眼於技術封鎖,下一屆美國政府很可能單獨建立類似於巴黎統籌委員會的、比“瓦森納安排”更嚴格的制度性機制。

最後,孤立主義的外交哲學和單邊主義的行為方式,使美國對中國的國際戰略需求明顯收窄,以往中美關係惡化後較快恢復的關係彈性大幅減弱。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後,兩國關係曾經嚴重惡化,但“911事件”後,出於在亞太地區的反恐需要,小布殊政府迅速恢復了與中國的合作關係。儘管奧巴馬政府制定和實施了亞太再平衡戰略,但立足於以多邊合作重振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的理念,奧巴馬曾欣然前往2016年夏季G20杭州峰會。而目前的狀態是,正式和非正式的領導人會晤已難彌合分歧,雙方的合作領域日漸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