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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剛 清華大學國際戰略與安全中心研究員

當鬥爭話語重新開始塑造中美關係

2019-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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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2019年秋季學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發表講話,主題是“鬥爭”。這雖不是一篇關於中美關係的講話,但對今後中國政府處理中美關係和外界判斷中國對美政策變化有着重要的風向標意義。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中美建交40周年。在過去70年中,鬥爭特性和與此密不可分的鬥爭話語主導了前20幾年的中美關係演變,而那一階段恰恰也是革命外交色彩和敵我友陣營劃分極為鮮明的時期,所有方向的對外接觸都處在革命外交的張力中,直到中共與蘇聯決裂,為抵禦蘇聯威脅開始戰略調整,放棄“一邊倒”,尋求美國的支持和幫助。

自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起,中美關係的鬥爭性開始減弱,合作的話語伴隨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和中美關係的發展漸居主導,與美國做朋友做夥伴的願望思維也深入人心,成為驅動中方應對兩國關係各種問題基本方式的重要因素。但即便在中美關係最好階段,兩國間的結構性矛盾也仍在那裡,中方在美方採取損害中國利益尊嚴的行動時從未停止克制的外交鬥爭,對美工作也始終強調“合作與鬥爭的兩手並用”。只不過那時的鬥爭焦點,集中於台灣、涉藏等涉及國家主權安全的核心利益問題,以及反對美方借人權問題干涉中國內政。

現在我們正在經歷的鬥爭話語回歸,其總背景是中共十八大向全黨全國發起的實現強國夢歷史衝刺的總動員:“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

體現在中美關係當中,鬥爭話語的回歸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經過了持續數年的醞釀。2009年底開始,因中方未能滿足美方增加進口、給予在華美企准國民待遇等方面的要求,中國經濟免費搭美國“順風車”等論調開始在美國內盛行,奧巴馬政府利用達賴、售台武器等問題接連發起報復。2010年起,中美因南海問題、東海防空識別區問題產生較激烈摩擦,美國國內認為中國開始奉行“強勢外交”、“必勝主義”,要把美國擠出西太平洋,隨後出台相當程度上針對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

特朗普執政後,鎖定中國為美國首要“戰略競爭者”,其本人公開宣告美“進入大國競爭的新時代”,這本身就是一種話語先行——競爭話語的先行。隨後,美國行政部門、軍方和“暗深勢力”陸續推出以遏制、規鎖中國競爭力增長為宏旨的具體措施,諸如發動貿易戰、挑起華為事件、排查參與“千人計劃”美方華裔學者和騷擾限制中國赴美交流人員、推出印太戰略、加強針對中國的軍力部署等,將競爭話語歸於競爭實際。美國極右勢力企圖將中美矛盾界定為“文明衝突”的言論則使得兩國關係氛圍更加嚴峻。美方的做法給中國的國家利益和聲譽造成嚴重損害,迫使中方做出回應,中美關係陷入螺旋下降惡性循環。

在仍在進行的中美貿易、科技戰中,特朗普政府提出修改中國國內法律法規等過度要求,數度無視兩國談判團隊取得的磋商成果,出爾反爾對中國輸美產品追加關稅,濫用國內司法手段限制華為、中興等中國高科技企業,這全面激活了中方的對美鬥爭話語,也使得中國國內民眾——包括精英知識階層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緒更加高漲。5月以來,《人民日報》、央視、新華社等官媒集中播發大量批判美國貿易霸凌行徑及內部“投降主義”的文章、評論,密度之高、用詞之尖銳為改革開放以來所僅見,釋放出“要打便打、要談則談”的明確信號——這不是情緒的宣洩,而是政策導向的變化。

鬥爭話語在中美關係中的回歸已是不爭的事實,反映的是中國對自身發展的外部環境判斷趨於險峻,續接它的將是繼1970年代重新打開中美交往大門之後,中國對美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調整。

這種調整是對美國國內對華戰略朝強硬面轉化的不可避免的回應。在中方看來,儘管在具體策略上仍有分歧,但美國調整對華戰略、加強對華遏制的跨黨派、跨政府任期基本共識業已形成,如果中國在戰略上不跟進、策略上不調整,將陷入被動,也將辜負民意。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已着手進行的調整是被美國逼出來的。

這種調整將進一步改變中國對美決策和運作的機理。中方意識到,未來的對美競爭和鬥爭是多點多面多向度的,每個問題都會對國內政治和總體外交產生明顯的外溢效果,不大可能像過去那樣用政治意志把影響限制在問題本身範疇里。因此,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美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部門外交的歷史將加速走向終結,而真正開始的是一種元首總攬、中央兩機構跨部門協調、各部門各行業充分執行的垂直運作模式,對美行動的貫徹力和協同性得到加強。

這種調整開啟的是一種寬域博奕。中國將跳出以往處理對美關係求穩為主、單純服務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的慣性,以更強的主動性、靈活性和廣泛性,綜合調配政治、經貿、軍事、人文、科技等方面以及多邊國際場合的政策工具,與美國進行競爭較量。在中方看來,美國仍是世界超強,但也有着諸多內部問題和外部掣肘,沒那麼強不可抵,甚至可以說是已處在相對衰落的曲線當中。面對這樣一個美國,中國已非弱國,而是逐漸強起來、要進入世界舞台中央發揮更大作用的全球性大國。無論中國怎麼說、怎麼做,美國的全球戰略觀、國際權力觀都決定了其不可能接受中國在現行制度下成功崛起與其平起平坐,不可能在現行國際體系內向中國主動讓渡權力和空間,定會想盡辦法打壓中國的崛起。為了核心利益和整體有利態勢,中國有必要克服崇美、恐美心理,敢於鬥爭,不鬥不足以互動出新的關係平衡,斗則要能忍中美合作性之暫時喪失、承兩國關係之一時動蕩,制對手於長遠。

誰也不會否認,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間的博弈一旦展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結束,必然是個世紀性的過程,比的是意志、耐力和智慧。中國有自己的中心議程,不會完全在對手布下的軌道里行棋。在中方眼裡,對美鬥爭是必須進行也必須可控的,因此“斗而不破”仍將是重要原則,以盡量避免爆發冷戰熱戰為前提,但這並不全然以中方的意志為轉移,如果對手非要斗破也只好奉陪到底。

中國戰略界很多人也在思考:如果鬥爭是手段不是目的,那麼中國到底要與美國爭什麼?半個世紀前中國的對美鬥爭話語是革命化、理想化的,在“打倒一切內外反動派”的表面激昂之下是一個新生政權衝破美國圍堵封鎖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內在追求。現今的對美鬥爭話語則是建立在新的國家實力、國際地位和國際關係現實基礎之上,帶有大國競爭的內核,卻不以單贏為目的,而是要在同一國際體系內向美國爭成功崛起的空間和權利,進而尋找與美國在同一體系內和平共處、共同進化的新範式。這種新範式無法在持續不斷的衝突中形成,但也不可能靠一味妥協來獲得。習近平在9月3日的講話中也強調:“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鬥爭中爭取團結,在鬥爭中謀求合作,在鬥爭中爭取共贏。”

新時期,世界會看到中國在與美國打交道時拿出更多鬥爭話語和行動,也會看到中國用更多和平發展的話語和參與全球治理的行動來向世界證明,它不是從權力轉移、霸權爭奪和地緣擴張的角度安排自己在未來世界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