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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齊思源 清華大學「一帶一路」戰略研究院訪問學者

中國與德美軸心的拐點

20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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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幾個月,歐洲的歷史將加速發展。英國脫歐的最後行動、歐盟議會選舉,以及隨後為遴選萬能的歐洲委員會新成員而在布魯塞爾進行的繁複談判,都需要歐洲人做出大膽的決定。

作為歐洲大陸的經濟引擎和政治大國,德國將處在戰略前沿。然而,柏林做出的有關歐盟未來的任何決定都將在華盛頓和北京引發巨大迴響,因為美中兩國都一直在遊說德國,希望它在亨利·保爾森所說的隱然成形的“經濟鐵幕”中選邊站隊。冷戰時期,柏林牆是兩大地緣政治陣營的分界線,而此次柏林是背離還是支持同中國地緣經濟競爭日益升級的美國,這一政治決策將成為全球兩極化和技術分岔新時期的重要戰略因素。

無疑,德國試圖左右逢源,令其國家利益最大化。然而隨着中美對抗加劇,柏林將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保持平衡。德國戰略現狀一直是向世界出口大量黃油,從美國進口一些大炮,同時永遠高舉跨大西洋自由主義旗幟。德國會強力維護華盛頓領頭的跨大西洋自由主義聯盟,同時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和俄羅斯進行說教。德國也會嚴厲聲討在針對中國的人權決議中投否決票的希臘和匈牙利,但它會通過向“中央王國”大力投資,升級與北京的技術合作,一如既往地繼續與其做生意。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德國就發表了首份關於亞洲和中國重要經濟意義的戰略白皮書,因此不難理解,中國不僅成為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2016年超過了美國——而且它還在發展工業4.0和高效電動引擎方面成為關鍵的技術服務商,這兩項是21世紀具有催化作用的系統性技術發展。德國工業集團西門子已經成為中國工業4.0的關鍵技術夥伴,德國汽車巨頭大眾集團也反覆重申,大眾的未來將取決於中國。2018年,大眾無視中美貿易戰,將在中國迅速增長的投資增加一倍,並宣布一項到2024年與中方合作夥伴開發出最先進電動車的耗資180億美元計劃。此外,德國BASF成為首批獲准在廣東投資一個大型化工生產項目的外資企業,這也是廣東省有史以來最大的外來直接投資。同時,歐盟最大電信服務供應商德國電信也反駁美國封殺華為的呼籲,稱此舉將嚴重拖累歐洲的5G發展。

可以肯定的是,德國並非沒有意識到,中國是由政府推動成為行業領先者,並有可能通過損害德國製造商獲得市場份額。出於這種擔心,極具影響力的德國工業聯合會最近將中國定義為合作夥伴和系統性競爭對手,並建議德國企業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同時幫助組成歐洲聯合陣線,阻止由國家主導的對歐洲市場的滲透。德國還努力牽頭建立一個仿照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歐洲投資篩查機制,不過這更多是試圖增強影響力,為德國企業更好打入中國市場談判,而非一個根本性制度衝突的產物。德國前外長西格瑪·加布里爾或許反對作為北京地緣政治工具的“一帶一路”倡議,但從戰略角度看,德國在亞洲並無軍事存在,它並不認為中國對其國家安全構成生存威脅。因此德國比華盛頓的戰略選擇餘地更大,其官員針對中國的激進言辭也並未破壞雙邊商貿關係。

事實上,特朗普的崛起促進了德國與中國的地緣經濟親善。對於很多自由派德國精英來說,習近平與特朗普一樣不招人喜歡,但只有後者曾公開衝撞德國,並任命了一位支持極右派的美國駐德大使。此外,特朗普前首席策略師斯蒂夫·班農正在歐洲領導一場反歐“運動”,並反覆宣稱德國搭美國納稅人的便車。而另一方面,習近平在與柏林的交往中更具技巧和戰略性,他用平靜的聲音宣講吸引德國精英的全球化問題。在美國貿易單邊主義問題上,他一直反覆回應德國的擔憂,並做出投資讓步,降低合資企業門檻以取悅眾多有影響力的德國企業家。2018年,寶馬成為首個增加持股比例,進而獲得利潤豐厚的中國合資公司控股權的外資企業。

隨着德國工業家們戰略性地擴大他們與中國的地緣經濟關係,柏林試圖在其歐盟主場消除特朗普的意識形態攻勢。為了鞏固法德軸心,給法國總統馬克龍提供一個可以在即將到來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向本國選民兜售的論點,德國總理默克爾於2019年1月簽署亞堔協議,支持馬克龍推動歐洲防務的夢想。近期,德國在考慮空軍下一代主力戰鬥機時,排除了美國洛克希德公司的F35。雖然美國波音的F18依然是一個選項,但其採購不會像F35那樣實際破壞新一代歐洲戰機的開發計劃,因為F18是一個較舊的平台,不會將德國空軍與美製系統長期捆綁在一起。若不是懼怕特朗普的怒火和對德國汽車徵收報復性關稅,德國或許會挑選空客的歐洲戰鬥機。

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的白皮書將歐盟視為美國唯一潛在的勢均力敵競爭對手。這一點已經被歷史進程證偽,現在只有中國才是崛起中的、美國全球霸權的勢均力敵競爭對手。德國人有時暗示他們曾在戰爭中選錯了盟友——一戰中的奧匈帝國和二戰中的日本。面對特朗普粗暴的外交政策,德國人或許覺得更舒服的做法是同北京建立地緣經濟夥伴關係,同時通過加強歐洲融合的議程對沖它所冒的地緣政治風險。然而,德國依然在戰略上缺乏遠見,因為它在追求更多出口盈餘的同時忽視了國內迫切需要的基礎設施投資。它還忽視教育和基礎研究投資以及刺激創新的必要性,導致歐盟在人工智能和信息通訊技術領域落後於中國和美國。真正的內部融合議程需要建立一個機制,將德國對歐盟國家的巨大盈餘重新加以利用,否則這一聯盟會逐步瓦解,進而損害柏林的地區主導地位和投射全球商業影響力的能力。

可以確定的是,德國人仍希望2020年美國選舉出一位正常的總統,他或許能重振跨大西洋聯盟。而如果未能實現,在未來的歷史學家看來,奧巴馬2008年在柏林引用肯尼迪“我是一個柏林人”的演講也許就是德美戰略軸心盛極而衷的拐點,而日益加深的跨大西洋裂痕將成為中國的戰略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