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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緝思 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

共同的利益,衝突的價值觀

2019-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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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上世紀70年代初北京與華盛頓和解以來,特別是中美建交後的40年,中美兩國都獲得了巨大的安全和經濟利益。與此同時,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不斷加深,體現為雙方教育、人道主義和科技交流的擴大。僅僅幾年前,太平洋兩岸貿易、人文交流和旅遊業的增長似乎還是不可阻擋和無法逆轉的。

然而,中美關係在2017年和2018年出現急劇的螺旋式下滑。儘管公眾關注重點是被大肆報道的貿易混亂,但憂患並不限於經濟領域,而是幾乎傳染到雙邊關係的各個方面。特朗普政府發佈的若干官方文件將中國定義為“修正主義國家”和美國的戰略對手,標誌中美建交後美國歷屆政府採取的對華政策出現重大轉變。

其中一份文件是美國國會參眾兩院2018年8月通過,並由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簽署的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該法案將中國歸為“試圖用對美國及盟國安全構成威脅的破壞活動按照他們的專制模式塑造世界的戰略競爭對手”。為此,國防授權法案“要求制定全政府對華戰略,來應對中共利用政治影響力、經濟工具、網絡活動、全球基礎設施、開發項目和軍事行動與美國及盟國和夥伴國作對”。

對中國的許多觀察人士來說,美國對華態度和政策的這種轉變令人擔憂,讓人費解。在中國,人們普遍認為國家關係是由國家利益決定的,尤其是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利益。中國官員和評論人士習慣性地以為,“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它們之間的分歧”,兩國應尋求“互利共贏”,“和則兩利,斗則兩敗”。毫無疑問,在過去幾十年的相互交往中,中美兩國在安全、經濟及其他領域獲得了大量有形的物質利益。過去十年,中美雙方的累計貿易額超過了美日或美國與任何歐洲盟國的雙邊貿易。

然而國際史告訴我們,國家間合作的加強不僅基於共同的國家利益,也基於相同的社會和政治價值觀,如果兩個國家的價值觀有衝突,那麼它們之間的衝突也有可能加劇。例如,日美之間的經濟摩擦從來不會有導致軍事衝突的危險,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它們的政治價值觀和政治制度是相似的。美蘇冷戰的標誌就是,除了地緣戰略競爭,它們還在全球進行意識形態的競爭。美國政治思想家塞繆爾·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受到爭議,但對許多觀察人士有說服力的是,對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不能只靠分析它們的物質利益來解釋,而且宗教信仰也的確是國際政治中的一個關鍵要素。今天的中俄貿易額只是中美貿易的一個零頭,但防範西方意識形態向本國國內政治滲透的共性,成為北京和莫斯科增進關係的一個重要紐帶。

誠然,當前中美關係面臨的嚴峻挑戰是兩國經濟和安全利益相背離的結果。兩個大國的力量平衡向中國傾斜也推動了中美的地緣戰略競爭。但是除了利益衝突,它們有可能發生對抗的一個更重要原因也許是政治價值觀的衝突越來越突出。

40年前,共同的安全關切讓北京和華盛頓走到一起,並在建交過程中克服了台灣這個障礙。之後中國的改革開放極大拓展了中美經濟合作。與此同時,兩國各階層人員交往頻繁,不僅加深了正面的相互了解,更是清楚地認識到了雙方政治制度和價值觀是多麼的不同,尤其是過去幾年,中國和美國都經歷了國內的重大政治變革。透過不同價值觀稜鏡來觀察,兩個社會對國家核心利益的定義是不同的。

在中國,“黨領導一切”作為政治原則近年被重新強調。在201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新指導思想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被寫進黨章。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中國領導人堅決反對的“任何背棄社會主義和走邪路的企圖”,實際上指的是搞西方式民主。

北京表達了對一系列世界政治事件的擔憂,包括前蘇聯集團的“顏色革命”,2011年突尼斯和埃及的“阿拉伯之春”,利比亞卡扎菲政府的倒台,以及敘利亞、津巴布韋和委內瑞拉等國出現的政治風暴。在所有這些事件中,中國人看到西方世界有明顯的動機和行動,以犧牲這些國家的政治秩序和穩定為代價干涉其內政。更加不祥的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指責中國在新疆、西藏、香港和中國其他地方侵犯人權。一些人懷疑美國人正在中國境內煽動反政府活動。

結果是,為阻止此類活動,北京通過了法律法規,加大行動力度,並發起了意識形態運動。因此並不奇怪,在中國官方對“核心利益”的定義中,在黨的領導下維護國內穩定始終被排在首位。實踐中,中國正努力解決與美國的貿易失衡問題,並維持與美國的兩軍對話。但在涉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問題上,中國是不會妥協的。這個原則美國很難理解,更不會接受。

在美國的政治中,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反映了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在美國的興起,也反映出人們對以多元文化為基本價值觀的傳統政治建制的強烈抵制。當前的政治兩極化重塑了美國的政治版圖,導致了更大的意識形態分歧。然而,美國的政治家和社會精英無論怎樣分裂,他們仍然具有將美國凝聚在一起的某些共同的基本價值觀,這些價值觀與中國的政治價值觀是截然不同的。在美國,個人自由至高無上。分權、制衡、民主、對專制和集權的恐懼、有限政府、自由企業和市場經濟等在今天的美國社會中仍然是不可動搖的原則。

美國這些價值觀也反映在美國的對華政策上。在經濟層面,諸如“公平”、“互惠”、給中國貼“國家資本主義”標籤、“技術盜竊”這類概念不僅與經濟利益有關,很大程度上也代表着美國人推崇的政治原則。在安全領域,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航行自由”是被當作反映美國“核心安全利益”的基本價值觀來捍衛的。中國官員和社會精英很難接受美國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對中國指手畫腳的行為。而美國關於政府在經濟和社會中發揮有限作用的說法,也讓中國人聽起來既陌生又難以理解。

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因為發現“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險而著名,它是指一個守成大國(美國)和一個崛起大國(中國)之間有可能發生致命的衝突。這種類比聽上去像是把國際關係描述為權力鬥爭的老生常談。但其實艾利森的擔憂遠遠超出舊式的“大國政治”。他借用塞繆爾·亨廷頓獨有的“文明衝突”概念,將美國和中國的政治價值觀進行比較。“對美國人來說,”艾利森稱,“民主政府——民有、民治和民享政府——才是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須保護公民的權利,讓他們蓬勃發展。”

與此同時,這位美國教授承認:“大多數中國人並不同意這一點。他們認為政治合法性來自於政績。”“至於在國際上推行自己的基本政治價值觀,”艾利森繼續表示,“美國和中國的做法完全不同。美國人認為人權和民主是普世願望,只需以美國為榜樣(有時是用帝國主義手段推動)就可以在所有地方實現。”為在40年內把一個貧窮國家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感到自豪的中國人,他們當中並沒有多少人會相信中國應該效仿美國的民主。相反,北京想表明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為解決人類問題提供了新選擇、新智慧和新方案”,正如中共十九大報告所說的那樣。

艾利森教授認為,這種有可能讓中美陷入深淵的亂局,其成因既有實力的競爭,也有價值觀的衝突。他的這種看法是對的。事實上,一旦利益分歧與政治價值觀日益難以妥協相結合,中國和美國更有可能變成長期的戰略對手。

為防止兩個大國陷入悲劇性的“修昔底德陷阱”,我們應該同時在兩方面做出努力。首先是,中美兩國應鞏固共同利益。讓中美經濟和技術聯繫脫鉤的企圖對兩國和整個世界都是有害的。中美在氣候變化、非法移民、恐怖主義和毒品走私等全球治理問題上的合作具有重大意義。

第二個就是,關心兩國關係的人應該加倍重視雙方政治價值觀和政治制度鴻溝的不斷擴大,並找到應對方法。兩國都在國內進行着引人注目的政治試驗,其結果要到幾年甚至幾十年之後才能顯現。在2015年9月的聯合國大會發言中,習近平主席明確表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和自由是人類的共同價值觀,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從長遠看,中美兩國人民也許會發現他們不僅有更多共同的現實利益,而且還有更多共同的精神基礎和共同信仰。要使兩國朝正確方向前進並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有勇氣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