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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對抗的中美關係

2018-11-13

10月份訪問北京期間,我常常被問到,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最近對中國的嚴厲批評是否標誌一場新冷戰的宣言。我的回答是,美國和中國已經步入雙邊關係的新階段,但冷戰這種比喻具有誤導性。

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將成千上萬核武器瞄準對方,而且雙方几乎沒有貿易或文化聯繫。相比之下,中國的核力量有限得多,而每年的美中貿易額達到5000億美元,35萬名中國學生在美國學習,每年赴美中國遊客達到300萬。對於今天的中美雙邊關係,更好的描述是“合作的對抗”。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中關係經歷了三個階段,每個階段大體上持續20年。朝鮮戰爭後的20年是敵對狀態,接下來是理乍得·尼克松總統1972年那場著名訪問之後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中,雙方為對抗蘇聯進行了有限的合作。

冷戰的結束迎來第三個經濟交往的階段,美國幫助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包括2001年加入WTO。然而在冷戰後的第一個十年里,比爾·克林頓總統的政府兩面下注,還同時加強了美日同盟,並改善與印度的關係。2017年以來,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重點放在了大國對抗上,中國和俄羅斯被當成美國的主要對手。

雖然許多中國分析人士將第四階段歸罪於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難辭其咎。通過拋棄鄧小平在國際上保持低調的謹慎政策,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宣揚其民族主義的“中國夢”,習近平也許同樣戴着一頂寫着“讓中國再次偉大”的紅帽子。在2016年總統選舉之前,美國國內有關中國的傳統觀點就已經開始變得不受歡迎了。特朗普的言論和關稅只不過是火上澆油而已。

自由的國際秩序幫助中國維持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大幅減少了貧困。但中國也通過補貼國有企業使貿易環境向有利於自己的方向傾斜,並從事商業間諜活動,要求外國公司將知識產權轉讓給本土的“合作夥伴”。雖然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特朗普錯誤地把關注重點放在了雙邊貿易逆差上,但許多人也支持他對中國挑戰美國技術優勢的怨言。

此外,中國日益增強的軍事實力也為雙邊關係添加了安全的維度。雖然由於高度相互依賴,雙邊關係的第四階段不算是冷戰,但它遠遠不是一場典型的貿易爭端,就像美國最近與加拿大為進入其乳品市場所發生的衝突。

部分分析人士認為,第四階段標誌着一場衝突的開始。在這場衝突中,守成霸主與新興的挑戰者開戰了。在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解釋中,修昔底德的著名論點就是這場戰爭緣於斯巴達擔心雅典的崛起。

這些分析者認為,中國的崛起將在美國引發類似的恐懼,他們同時用第一次世界大戰作類比,當時崛起的德國讓霸主英國感到不安。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要複雜得多,它還包括俄國實力的增強在德國引起恐慌,巴爾幹地區及其他國家民族主義興起,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為避免衰落鋌而走險。

更重要的是,到了1900年,德國的工業生產已經超過英國,而中國目前的GDP(以美元計)只相當於美國的3/5。與英國和德國相比,美國有更多時間和財力來控制中國力量的崛起。中國受着亞洲天然平衡力量的制約,其中的日本(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和印度(人口即將超過中國)並不希望受中國的支配。

對美國來說,對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那種恐懼的屈從,會成為不必要的自我實現的預言。所幸,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公眾還沒有接受把中國歇斯底里地描繪成像冷戰時期的蘇聯那樣強大的敵人。美國和中國都沒有像希特拉的德國或斯大林的蘇聯那樣,對對方的生存構成威脅。中國不會入侵美國,它也無法將美國趕出西太平洋,那裡的多數國家歡迎美國的存在。日本是所謂第一島鏈的主要組成部分,它支付着3/4的東道國費用,讓五萬名美軍駐紮在當地。

我最近對東京的訪問讓我確信,日美同盟是強大的。如果特朗普政府維持這種關係,那麼中國把美國趕出西太平洋的前景非常渺茫,更不要說主導世界了。美國手中有更好的戰略牌,沒有必要屈從於修昔底德式的恐懼。

但是,也有另一個方面讓第四階段只是“合作的對抗”,而不是冷戰。中國和美國都面臨跨國性的挑戰,沒有對方,這種挑戰是不可能解決的。氣候變化和海平面上升遵循的是物理定律,而不是政治法則。隨着非法毒品、傳染性疾病、恐怖主義等所有一切讓國界變得千瘡百孔,最大的經濟體必須通過合作來應對這些威脅。

中美關係的某些方面將涉及正和博弈。美國的國家安全需要中國的合力,而不是對中國的控制。關鍵問題在於,美國是否有能力從“合作的競爭”角度思考問題。我們能兩頭兼顧嗎?在一個民粹的民族主義時代,對政客來說製造對新冷戰的恐懼要容易得多。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The Cooperative Rivalry of US-China Relations”(2018)